一、莲花山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红五月”建党活动

?

抗战形势的转变和日军第二次侵占莱城

?

随着中国反侵略战场的扩大，日军的兵力越来越分散。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的广泛开展，使日军后方受到严重威胁。为了确保其占领区，日军在正面战场停止了战略性进攻，抗日战争由此进入相持阶段。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又制定了“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将过去“速战速决”、“武力征服”的方针，改变为“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持久战方针。决定对国民党加强政略谋略攻势，把原来的“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并将其主要兵力用来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山东，日军采用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手段，扩大其占领地，进行殖民统治。至1940年底，全省105个县中已有103个县建立了伪政权，日军驻鲁总兵力约3.6万人，伪军8万人，几乎占领了山东所有县城，控制了全部铁路和将近5000公里公路。

日本侵略者侵华政策的调整，使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38年11月，汪精卫与日本达成《日华协议记录》，公开宣布投降日本。不久，便成立了伪国民政府。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引诱下，也很快转变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此后，他们又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等许多反共反人民的文件，加紧了与中国共产党的摩擦。在山东，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率鲁北专员何思源及其所属部队由徐州一带进入鲁西、鲁西北、鲁中等地，网罗社会渣滓，扩充反动武装，寻衅滋事搞摩擦，破坏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这一形势的出现，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工作，造成了更加困难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于1938年9月至11月，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确定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困难，制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出中国的全国抗战总任务。全会强调，必须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并重申将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全会还确定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和华北、华中敌后的新形势，派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三大主力分散布置于华北敌后，同地方党组织一起，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抗日力量，开展游击战争。1940年春，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

1938年12月12日拂晓，日军200余人、伪军100余人由新泰城出发直奔莱城，这是日军第二次侵占莱城。在日军侵占莱城的过程中，梁竹航县政府组织武装进行了抗击。12月11日夜，县保安大队副队长苏蕴辉、政治指导员苏克强，率一中队在城南沙王庄阻击日军，县长梁竹航和杨希文在关寺、迎仙门一带迎敌。12日，日军侵入莱芜境内后，与县保安大队二中队发生激烈战斗，日军被打死10多人。包括中队长张龙在内，二中队也牺牲了几人，杨希文在战斗中负伤。县保安大队战后撤到颜庄以东，不久解体，梁竹航县政府也由此解体。

日军占领莱城后，除有时小规模地外出“扫荡”及以小股部队由近及远地进行军事侦察外，平时就龟缩在城中。为尽快控制莱芜局势，日军先后建立了县警备队、警察局、宪兵队等武装组织。在加强城防的同时，日军还建立、拼凑了各级伪政权。先是组织由亓竹亭任会长的维持会，靠其征收钱粮、供应物资。接着组建县政府，县长国化东及其伪职人员绝大部分是随日军入莱的外地人。伪县政府设秘书室、财务科、民政科、建设科、教育科、宣传班、武警队等组织。伪县政权和各种伪组织建立后，日军又在莱城附近及其政令法令所能及之地积极建立伪区、乡政权。伪政权选择的对象多系地方实权人士、恶霸、地痞等。一经选中，日军便让他们担当区、乡长等职务，为其卖命效劳。1941年后，全县区、乡伪政权甚至村伪政权都普遍建立起来。此外，日军还成立“宣抚班”，进行反动殖民宣传。

在日军的不断打压下，莱芜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统一战线的大好局面完全被破坏。石友三在山东所为，被沈鸿烈、秦启荣等多次密报蒋介石，引起蒋介石猜忌。蒋遂以驰援武汉为由电令石友三率部离鲁，后又令其开往河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后，石友三日趋反动，逐步走上了通敌反共的道路。日军第二次占领莱城后，顽固派秦启荣狼狈逃窜，盘踞在莱芜东部双龙峪、铁车一带，委任李常依为莱芜县长，继续从事骚扰人民的勾当。他们高唱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提出的“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的反动口号，来限制抗日力量的发展，并派小股部队到雪野、寨里一带，对莱芜抗战军民进行骚扰，但均被击退。一些地方上层人士随着形势的转变也销声匿迹。“恐日病”、“亡国论”一时又甚嚣尘上。

为继续发动人民，开辟一条抗日救国的出路，莱芜县委与八路军驻莱芜办事处由莱城西关移至口镇以西地带，对外以动委会、青救团的名义继续展开抗日工作，勇敢地挑起了领导全县人民抗击日寇的重担。

1939年1月，中共莱芜县委书记刘莱夫调泰山特委任组织部长，刘子正任县委书记兼社会部长，亓仲文任组织部长，苏克强任宣传部长，李雪峰任青年部长，张桂珍任妇女部长。

当月，改组后的莱芜县委在边王许村召开各区委书记会议，通过学习毛泽东主席《反对自由主义》等著作，分析日军占领莱城后的斗争形势，研究确定了此后的工作任务：整顿和发展抗日力量，广泛开展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坚决打击顽固派，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会后，县委首先加强了一区、二区、三区、四区、五区、六区、七区和十区的组织建设，同时建立了八区和九区联合区委。当年10月，八、九两区分别建立区委。为加强地方武装的组织发动和领导工作，县委遵照山东分局的指示，于1939年3月成立了军事部，夏骏青任部长，同时组建莱芜县地方武装——四支队第四区队；5月成立妇女部，加强对动参和妇女工作的领导。各区委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继续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拥护。与此同时，各地区、乡政权也广泛建立起来。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4月间成立3个区政府、15个乡政府，5月间成立5个区政府、17个乡政府，六七月间成立2个区政府、14个乡政府。

为以实际行动驳斥沈鸿烈等人散布的“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四支队重返泰山区后，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英勇出击、屡获佳绩。1939年2月，设伏方下，袭击莱城出动之敌，击毁敌汽车4辆。春节前后，四支队二、四团及泰山特委一大队和莱芜二、七、十区青年中队等武装，在冶河、嘶马河、方下等地多次袭击驻守泰莱公路之敌，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群众。莱芜二区青年中队作战英勇，先后有7人为国捐躯。

通过开展一系列轰轰烈烈、踏踏实实且成效显著的工作，全县绝大部分山区和离城较远的平原农村，都被牢牢控制在了党的手中。中共莱芜党组织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自己是真正的抗日领导力量。政治影响的空前扩大，为抗日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莲花山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

1939年1月，根据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泰山特委在莱芜南部圣井村成立。夏辅仁任书记，刘莱夫任组织部长，董琰任宣传部长，周蓝田任统战部长，吴瑞林任军事部长，彭子芳任青年工作部长，许光明任职工工作部长。特委负责泰安、莱芜、新泰、曲泗宁及章丘、历城等县党的工作。

3月，泰山特委为建立以莲花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将莱芜、新泰两县的边沿区划为一个县，作为泰山特委直属县。直属县所辖范围包括，原莱芜县的一区、三区、四区、五区和十区的一部分，原新泰县的二区、三区、四区，共7个半区。

直属县委由陈明达任书记。直属县委建立不久，境内7个区委也都相继建立起来。同年8月，直属县建立莱南行署，作为直属县对外办公的机构，亓象岑任行署主任。

直属县委建立后，积极发动群众，认真贯彻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针对所辖区域的不同情况，积极开展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直属县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区域包括原莱芜三区全部，四区一部分，十区的南部。属于顽占区的是：原莱芜四区的一部分，五区全部；原新泰的三区、四区。属于敌占区的是：原莱芜一区和新泰二区。

在根据地，直属县委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了一批开明士绅和其他进步分子。各区委积极发动青壮年参军参战，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先后改造和成立了数百个村政权，并组织群众性抗日武装，建立盘查站，盘查行人，防奸防特，搜集情报。

直属县的顽占区域，由顽固派、新泰的陈三坎和莱芜四区的王子笃把持。他们掌握着大股武装，在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和秦启荣的支持下，以所谓“正统”作幌子，笼络民心，与抗战军民为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属县委为争取顽固派共同抗日，在顽占区大力开展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宣传工作，从抗战大局出发，广泛团结中上层人士，反对投降，开展除奸运动。

对敌占区，直属县委采取长期隐蔽策略，利用敌伪组织中倾向进步的人员，巧妙地和敌人进行斗争，扩大党的影响，取得敌占区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达到了不断削弱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

4月，直属县委保卫部通过社会关系，争取到一个莱城的日军翻译。此人有爱国心，愿意为抗日军民提供情报。他每次提供的情报都很准确及时，对莱芜的抗战帮助很大。

与此同时，原莱芜城区区委利用黄沙会头目尚开润作掩护，开展抗日工作。黄沙会是被日军承认的伪组织。城区区委经直属县委批准后，派人打入黄沙会，不定期地向直属县委单线汇报了大量敌伪活动情报。城区区委还设法在黄沙会里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并通过各种途径，将部分敌伪基层政权改造成了两面政权。为进一步开展敌占区的工作，直属县委还派人秘密到城区尚故事村，会见黄沙会头目尚开润，鼓励他以民族利益为重，支持抗战。此后，黄沙会时常给予抗战军民很大的帮助，城区区委和党的基层组织因此不但未受破坏，反而在白色恐怖下还能继续开展抗日活动。

1939年春节过后，为进一步扩充部队实力，四支队在莱（芜）新（泰）结合部的莲花山区组建特务大队，武中奇任大队长，王建青任指导员，赵昭任副大队长，董超任政治处主任。特务大队组建后，在莱芜境内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参军抗战，力量不断得到扩充：在莱城西部动员宋昆、张栋、戴成功、亓歉斋等十几名学生入伍；通过枯河村的李希昭拉起一支近百人的队伍，番号为特务大队一中队；在莱城南五斗村，由雷子敬动员国民党溃军成立五中队，雷子敬任中队长；新甫山后的亓振标、城东关的张盛武、上裴家庄的郭金连等都被任命为中队长，纷纷在各地组织部队。以上中队一般在四五十人左右，多的有100余人。为解决人多枪少的矛盾，部队经多方努力、积极开展了筹集武器的工作。先是动员莱芜涝坡村的王子正，将其保存的本乡36支老步枪捐献出来，又通过政治工作接收国民党溃军260多支枪，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经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扩军工作，至1939年5月，特务大队已有近千人。部队发展壮大后，积极对敌伪顽开展了一系列斗争，先后在龙石岩打击了国民党新泰县长董少羲百余人的县保安大队、在雁岭关袭击了顽军冀淑渭部百余人、在东垛庄村击溃了顽章丘独立营300人、在莱芜口镇袭击了莱城出动之敌。12月中旬，特务大队在莱芜东北博莱边境邢家庄一带集中整编后，改编为鲁中南区党委警卫团。四支队特务大队的组建，为莲花山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9年6月，日军出动2000余人第一次大规模“扫荡”鲁中山区。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及所属部队采取灵活分散的战术，与敌巧妙周旋，损失很小。而国民党所部则损失惨重，沈鸿烈省政府被打散，其县区政府纷纷垮台。泰山区抗日军民奋起反“扫荡”，取得重大胜利。6月1日，莱芜和新泰的敌伪千余人出动，企图合击莲花山根据地，消灭八路军及其党政机关。直属县委组织部队和机关全力以赴进行反“扫荡”。根据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县委决定避敌锋芒、保存实力，机动转移并相机打击敌人。因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抗战军民成功转移，来势汹汹的敌人无果而返。

6月反“扫荡”胜利以后，直属县委立即开展了根据地盘查站的工作，配合部队站岗放哨，盘查过路行人。凡是带枪的顽军士兵，一律下枪，将人遣送回家。凡属持枪的顽固部队，均反复对其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几天之内，便将陈三坎转移到莲花山后的部队全部缴了械。对从沂水方面过来的国民党新四师的散兵，收枪发路费，让他们各自回家。与此同时，派出小分队到各地收缴地主武装和民间枪支。直属县委用这些枪支扩大了地方抗日武装，使县大队由1个连发展到3个连。7月，李万笃、张心纯等在四区里辛一带收集民枪，组织成立了四支队一大队十一中队，陈吉德任队长，高元良任指导员；苏克强、王玉珂、戴英奎在五区大官庄一带收缴地主、土顽枪支，组织成立四支队一大队十二中队，王玉珂任队长，戴英奎任指导员。县委另在五区北部徐家店子一带组织成立一个中队，吕玉祉任中队长，后编入四支队先遣大队。

在此基础上，直属县委又在顽占区进行了改造旧政权的工作。发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改选了乡镇长，把顽固派占领的三、四、五区和十区，泰莱公路以南的3个半区开辟过来，改造顽政权90余个，建立数百个村的新政权，扩大了根据地的范围。这一时期，莲花山区党政军各个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直属县委的党员3月份有300多人，7月份发展到1000多人。抗日武装由莱芜四区19人的区中队发展到5个连队700多人，加上各区区中队，总人数达到千人以上。

粉碎日军第一次“扫荡”后，泰山特委鉴于反“扫荡”中暴露出来的莲花山距莱芜、新泰较近，易受敌人袭击破坏、回旋余地小等弱点，决定将机关转移出莲花山地区，依托莱东、莱北山区领导开展工作，特委机关转移至莱芜东部常庄一带。9月初，特委在崮山前村召开扩大会议，宣布山东分局关于将泰山特委改为泰山地委（大鲁南区一地委）的决定。泰山地委领导泰安（东部）、莱芜、历城（南部）、章丘（南部）、淄川、博山、新泰等地党的工作。地委增设社会部（部长刘莱夫兼，副部长吕剑光）、民运部（部长王涛）、职工部（部长苏成海）。会议期间，选举夏辅仁为党的七大代表，并决定夏辅仁离职期间由刘莱夫代理地委书记一职。会议还决定加强莲花山根据地建设，新泰县大队2个连与直属县大队5个连合编为新莱大队，韩顾三任大队长。同时，会议做出了撤销直属县的决定。

撤销直属县的决定还未来得及实施，莱城的敌人就拟出动一个旅团的兵力，在伪军陈三坎和一部分反动道会门的配合下，对莲花山地区再次进行地区性“扫荡”。泰山地委和直属县委得到情报后，和来此地起运军装的一一五师的部分兵力共同进行了反“扫荡”斗争。

9月18日清晨，一一五师的一个营在李条庄与敌发生激战。刘莱夫率特务连、直属县委、县大队700余人，在主力部队的掩护下，迅速从野店向东转移。中午时分，主力部队又在野店东山和敌人展开激战。下午5点左右，敌人向八路军占领的仙人山发起冲锋，一连三次都被击溃。天近黄昏时分，八路军又给了敌人一次猛击，然后稍事休整，挑起军装返回鲁南。一一五师的果敢行为受到地方党政军民的高度赞扬。

主力部队撤离后，直属县地方武装和党政机关继续向东转移，经过杀狼峪、清泥沟，于第二天黎明，到达了黄羊山东麓的姚家岭，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从1939年6月至9月，仅两个多月的时间，敌人就对莲花山地区进行了两次大“扫荡”，表明莲花山抗日根据地已经对敌人构成了严重威胁。10月，直属县正式撤销，县委干部多调至地委机关。直属县撤销以后，敌伪势力不断渗入，使这一带的形势进一步恶化。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泰山地委在莱芜南部设立莱芜县委莱南工委和莱芜县政府莱南办事处，李元贞、李耐夫先后任工委书记兼主任。直属县委的撤销，对坚持莱芜南部和新泰西部的工作有所削弱。

?

“红五月”建党活动

?

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根据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有计划地迅速地去重新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1939年5月，山东分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又作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原则的决定》，提出改正过去忽视建立根据地的错误，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加紧建立专署、县、区抗日民主政权，积极扩大山东纵队与地方武装，巩固发展地方党组织。紧接着，泰山特委发出了加强发展党的工作，在“红五月”中大力发展党组织的指示。中共莱芜县委遵照山东分局、泰山特委的指示，迅速开始了“红五月”建党活动。

自1938年1月发动莲花山武装起义至1939年春，莱芜的抗日武装力量已初具规模，各方面的抗日工作也有了很大发展，急需大量党员去承担这些工作。县委通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立即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发展党员的热潮，是有必要也是完全可能的。当民族矛盾激化、国内阶级矛盾被暂时掩盖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直接危害到了地主资产阶级(包括农村中的地主、富农)的利益。他们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中，也表现出一定的抗战积极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提出以后，党被视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在全县各派政治势力(除国民党反动派以外)、各阶层人民中处于领导地位。那些有志报国、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以及绝大部分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对共产党推崇备至，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加入共产党的行列。人们从铁的事实中明确认识到，抗日战争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必然会使发展党员的工作很快形成高潮，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在这种情况下，莱芜县委通过大力举办青年、妇女、小学教员、自卫团、乡村政权人员等不同类型和层次的短期训练班，从中吸收大量积极分子入了党。同时，在四支队工作团（团长石一宸，后马墨泉，副团长田长啸）的协助下，重点深入雪野、寨里、口镇、颜庄等区，宣传发动群众，建立了政权。1939年8月，在全县党的发展形势一片大好的局势下，莱芜县委党代会在温石埠召开。会上，120余名代表选举产生了以刘子正为书记的莱芜县委。党代会的召开，进一步促进了党的大发展。至年底，全县发展党员5000余名，区、乡、村基层党组织普遍建立，多数乡村有了党的工作，全县无党员空白村仅剩下不足20%。党的力量空前壮大，使泰山区抗战形势有了根本性转变，奠定了党领导泰山区人民坚持抗战的基础。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除注意组织建设之外，还加强了对新党员的思想教育。以党小组会、上党课及举办党员、党小组长、支部书记训练班等多种形式，组织党员学习党的知识、党内生活和组织纪律性等内容。学习的文件有《怎样当好党小组长》、《怎样开好党小组会》、《怎样当好支部书记》、《党员读本》等，领导干部则认真学习了毛泽东主席的《论新阶段》、《论持久战》，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及洛甫《待人接物问题》等。通过学习这些文件、著作，大大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党支部和党小组则围绕分析形势、汇报工作、布置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几项内容召开组织生活会。这些措施对于保证党员质量，提高党员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发展新党员和抓党员教育培训，壮大了党的力量，但由于县委对中央指示精神理解不够全面，在部署发展党员工作中采取了一些不太妥当的做法，出现了“饥不择食”、入党手续不完备的现象。有的区在一期训练班上就发展一、二百人。有的党员在打水和推碾的时间也能发展党员，驻扎在地方的部队尽管作战繁忙，也有发展党员的任务，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拉夫凑数的现象，一些党的同情分子也入了党。以上情况，导致党的队伍阶级成分不纯，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为纠正在发展党员中出现的偏差，县委遵照上级有关指示，及时贯彻了“从巩固中发展，在发展中巩固”的方针，采取一系列纠偏措施，有力地控制了工作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一是在大范围内减缓、停止发展党员步伐，只在薄弱地区和空白村庄进行发展。重视提高发展质量，力求发展一个巩固一个。对已经发展的党员，通过举办各类培训班，对其进行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提高其阶级觉悟，解决其狭隘的入党动机。并进行组织性、纪律性教育，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不少新党员通过学习以后，主动要求到部队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充分体现了党员素质的不断提高。二是自上而下慎重地审查了党员的出身成分和入党后的表现。首先着手审查干部，调整那些成分不纯、政治思想品质有问题的党员。然后进行全面的核查，劝退那些同情分子，清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分子和投机分子。三是加强党组织的建设。在大力发展党员期间，党的组织几乎处于半公开状态，这对开展对敌斗争和党的安全是极为不利的。为保证党的工作的顺利开展，县委调离了基层党组织中已经公开的党员干部，提拔了一批未暴露身份的党员接替他们的工作。同时加强保密教育、高尚道德教育、除奸教育等，保证了党组织的安全。

工作中，共清除阶级异己分子及其他分子560余名，纯洁了党的组织，使党员的政治水平、思想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从而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了党。

尽管存有一些不足，但“红五月”建党活动，仍然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民主政权的建立、地方武装的扩大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为党领导和坚持敌后抗战准备了骨干力量。

在大力发展党员、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同时，莱芜县委还响应山东纵队发出的“以战斗的胜利迎接红五月”的号召，主动出击，积极进行了对敌作战。

1939年4月，莱芜县委决定深入发动群众，配合八路军四支队对泰莱公路进行一次大破袭，以实际行动迎接“红五月”。根据这一决定，县、区、乡各级党委和政府深入农村，广泛宣传破坏敌人公路交通线的重要意义，并于5月1日至4日积极配合四支队对范镇以东至刘家庙子、柳行沟和水北一带进行了大破袭。抗战军民在公路上挖了许多横断深沟，使泰莱公路交通完全中断，一时无法填平修通。敌人恼羞成怒，莱城的日伪军倾巢出动，企图抓民夫修整被破坏的公路。5月7日，当敌人在鲁西附近强迫民夫筑路时，八路军四支队与县大队试图配合围歼该敌，不料被敌察觉，敌狼狈窜往范镇据点。失败后的敌人仍不甘心，又于5月9日从泰安、莱芜、章丘等处调集千余人的兵力，兵分五路，妄图合击莱芜北部地区。八路军则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一路突袭进入水北一带之敌。第二天又集中兵力进攻寨里裴王、羊丘山一带之敌，将敌人打得晕头转向。当敌人组织兵力企图进行反包围时，八路军在杀伤部分敌人后迅速撤离。各战共计毙敌200余人。战斗中，八路军四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周绍南（莱芜籍）和指导员王柏如等不幸壮烈牺牲。

在泰莱边发展起来的四支队泰莱独立营（营长刘合棠、教导员张健飞）一连，在六庄南岭英勇阻击来犯的敌步兵和骑兵140余人，掩护四支队机关成功脱险。在此后的数月中，莱芜抗战军民乘胜反击，不断给敌伪以沉重打击。6月上旬，四支队基干三营在逯家岭伏击日军运输队，缴获电台1部、步枪100余支、雨衣400余件，歼日伪军200余人，俘虏敌特务队长以下100余人。7月15日，四支队得息驻莱城的日军要到城北响水河洗澡的情报后，司令员廖容标立即率警卫连抄近路赶在敌人之前设下埋伏。中午时分，警卫连指战员对50余名毫无戒备、赤身洗澡的日军进行了突然袭击，敌死伤过半。之后，部队又与莱芜、博山两路援敌激战竟日，将敌迫退，毙伤日伪军60余人。通过多次对敌斗争，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大大增强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信心。

?

二、建立抗日民主县政权

?

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

?

1938年4月8日，中共莱芜县委及四支队驻莱芜办事处奉八路军四支队之命，召集全县各界抗日人士300余人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莱芜县行政委员会。县行政委员会的成立，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积累了成功的经验。梁竹航县政府解散后，中共莱芜县委主要通过动委会对外开展工作。之后，又逐渐恢复了占领区的大部分区、乡、村政权，较好地开展了各项抗战工作。

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莱芜部分区、乡、村建立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如六区建立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区政权（区长张寿民）。但总的来说，起初对政权建设在创建根据地中的巨大作用是认识不足的。后来根据党中央及山东分局关于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新政权的指示，莱芜党组织抓住日军大“扫荡”后国民党旧政权瓦解的有利时机，破除“正统”观念，树立独立自主思想，大力开展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特别是泰山特委成立之后，先后建立了一系列带有政权性质的办事处。1939年3月，成立莱（芜）博（山）蒙（阴）三县联防办事处，张敬焘任主任。办事处行使政权职能，协调三县边区工作。4月，在莱（芜）、新（泰）边区成立莱（芜）新（泰）联防办事处，张种玉任主任，亓象岑任副主任。5月下旬，在四支队支持下，泰（安）莱（芜）历（城）章（丘）四县联防办事处在莱芜成立，谭克平任主任。随着形势的发展，以上三个联防办事处均在9月份撤销。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党组织、抗日群众团体蓬勃发展起来，青壮年自愿参军参战的日渐增多，党政部门大幅度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建立莱芜县抗日民主政权，以保证对党、政、军的供给，进一步强化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1939年8月8日，泰莱历章四县联合办事处在四支队的大力支持下，遵照山东省委关于“必须迅速建立抗日政权”的指示，在雪野区朱家庄村召开了由170多人参加的莱芜县各界代表大会，选举谭克平为莱芜县县长。从此，一个新型的抗日民主政府在莱芜正式诞生了。

谭克平，博山县人。1906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来往于济南、淄博之间，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后被捕入狱。1933年经营救出狱。1937年回博山组建抗日游击队，后任泰莱历章四县联合办事处主任。1939年8月，任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被评为模范县长。1942年11月，在战斗中牺牲。

8月20日，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城子县举行成立庆祝大会。四支队主要领导廖容标、林浩、赵杰，莱芜县委、县政府成员，各区委书记、区长，境内有声望的民主人士和会议所在地的乡、村干部等，共1000余人参加了大会。谭克平在会上宣誓就任莱芜县县长。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莱芜县委书记刘子正及各界代表，都在会上发了言。大会号召全县人民联合起来，实行全民抗战。汶博乡向大会敬献了“民主曙光”的贺幄。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是泰山区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它的成立，对全县乃至整个泰山区的抗日斗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全县的各项工作在民主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得到了更加有序的全面推进，莱芜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

莱芜抗日民主县政府的施政

?

莱芜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代表各阶层人民利益的政权。由于它是选举产生的，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各阶层人士的拥护。在莱芜党组织的领导下，抗日民主政府在“一切为了抗战，一切服从抗战”的总口号下，对抗日的各阶层人士实行民主，对日寇、汉奸实行专政。主要开展了八项工作：

一是加强政权建设。民主政府吸收一定数量的共产党员，担任政府各部门的主要领导职务，并在政府内部成立了党的组织，教育党员和非党政府成员正确贯彻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民主政府高度重视干部的深造、提高工作，派大批干部到临沂岸堤干部学校、鲁中区党校、抗大分校、泰山地委干训班学习，并举办乡以下干部训练班，大大提高了各级政府干部的工作能力。民主政府还通过召开会议等形式，为民解难，并成立各种相应组织，健全机构，巩固基础。1940年1月，民主政府召开党、政、军、民各界代表会议，鲁南总动委会代表徐启周、七县联办主任赵笃生、八路军四支队副司令员赵杰、八路军山东纵队后方司令部林浩等3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了急需解决的、群众关心的各种问题，树立了高效、务实的政府形象。3月16日，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县政促进会，党代表孙启明和开明人士亓聘如、亓林甫等当选。4天后的3月20日，民主政府又成立莱芜县经济建设委员会，由县抗日民主政府干部、士绅名流等20余名委员组成。其任务是协助政府制定经济发展规划，组织生产，管理财政金融，发展合作社等。8月8日，民主政府在水北区温家庄召开全县各界代表会议，选举成立参议会，孙启明任参议长，张川、刘子正任副参议长，谭克平再次当选县长，亓聘如、亓振华、毕月覃、陈勉甫、乔新甫等任参议会驻会常务议员。同时，选举产生了县行政委员会，设立秘书处、民政科、财政科、经济建设科、文教科、公安局等。全县10个区、85个乡也相继建立起参议会和民意机关，代表民众监督政府工作。县参议会可制定地方性的单行法规，在提交参议员大会通过后颁布执行。根据党中央指示，各级政权和参议会中，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各级参议会的建立，扩大了群众基础，使民主政权更加深入民心。8月18日，民主政府又组织成立莱芜县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各救会”），吕子仪任主任，下设工、农、青、妇、儿、教、文等会。各级“各救会”的建立，对于组织发动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以上举措，强化和完善了建立不久的民主政府的机构和政权建设，增强了政府领导全县各项工作的能力，抗日民主政权日臻巩固。

二是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和动参支前工作。民主政府成立之后，贯彻党的有关规定，由县委、区委书记分别兼任县大队政委和区指导员，由县长和区长分别兼任县大队长和区中队长。这样做，不仅加强了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同时部队也掩护了地方干部开展工作。为不断扩充部队，民主政府对动员参军高度重视，除零星的动参外，大规模的动参平均每年开展一到两次。在莱芜1000多个村子中，做到了“无村不参军，无户不参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莱芜有1．5万多人参加了抗战大军，占全县总人口的3%。常庄、文字现、古德范、茶业口、腰关一带参军的比例占了总人口的13%以上。充足的兵员源源不断地输入到部队，保证了部队的不断发展、壮大。

三是统筹给养，保证部队后勤供应。在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以前，都是部队驻哪村吃哪村，群众负担极不合理。民主政府考虑到这样不但不合理，而且长此以往群众也难以承受。于是政府对供给制度进行调整，成立县筹给处，制定给养调拨制度，实行统一的抗日救国公粮征收办法和征收减免条款。在县参议员大会上，政府又通过了累进税法。负担的原则是，地多者多征、地少者少征，农民最高负担不得超过收入的37%，办法是按三等九级累进计算，人均占有土地一亩以下者不负担，一亩以上者按土地多少和征收率累进征收。这一税法的实行，大大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同时，在党政军内开展了节约运动和反对浪费粮食的思想教育，提出了“浪费粮食不是好党员，不是好干部，不是好军人”的口号，要求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由于采取了开源节流双项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军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的供给。

此外，民主政府还于1939年秋组建了修械所，为部队修理、制造枪械。1940年3月，修械所发展到47人，成立了党的支部，朱乐山任支部书记兼所长。1940年春，修械所在舟山西麓陈家庄村建立工棚，分成修械组、造枪组，开始手工造枪（土造马步枪）。修械所除为部队修械外，还为野战医院、被服厂、印刷厂、卷烟厂、手榴弹厂修理器械。1940年7月中旬，修械所遭日伪突然袭击，工棚被烧。此后采取流动形式，先后驻过孙王石、杨王石、郗鱼池、宜山等村。1943年7月，编入泰山军分区后勤部军工股。根据作战需要，研制了枪榴弹、多节浮桥、分节云梯、破除电网单臂钳和通过铁丝网的三用折迭梯等，在作战中起了重大作用。修械所因此被称为“火线修械所”。

1940年1月上旬，山纵兵工厂一部迁至莱芜南峪村，民主县政府给予了积极的支持、配合。南峪兵工厂是山纵重点兵工厂之一，主要制造手榴弹、地雷、枪榴弹等。有工人近30人，厂房4间（民房），分翻砂、割丝、碾药、装置等工序。南峪兵工厂几经周折、屡遭敌破坏后，于翌年夏秋迁至蒙阴县朱家坡，同年底又秘密迁返南峪。

四是统一财政收支，建立财政预决算制度。在民主政府成立以前，社会秩序混乱，党的部队不得不通过直接募集捐款来解决开支问题。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停止了部队自行募集办法，明令废除了旧政府规定的21种苛捐杂税，统一减轻了田赋征收，建立了正常的征收和开支秩序。规定一切税收、田赋等款项统一纳入政府金库，一切支出必须事先编制预算，经有关部门审批后实施。1939年冬，发行了农民合作社纸币45万元，票面分一、二、三、五角不等，受到莱芜人民的热烈欢迎。纸币的发行活跃了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法币和伪钞的泛滥，这对调剂市场、稳定金融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是领导群众进行生产建设。从1940年春开始，在“生产为了抗战，抗战为了生产”口号的鼓舞下，民主政府领导全县各界开展了群众性的生产运动。没有种子，政府想方解决；没有口粮，政府拨粮救济；没有耕牛、农具，政府提供贷款支持。同时，动员部队指战员、机关干部直接参加春种、夏锄、夏种、秋收、秋种等各项生产。在边沿地区，一方面发动群众抢耕、抢种、抢收，保证生产的各个环节顺利进行，一方面指挥部队开展游击战，进行反抢粮斗争。另外，积极发动群众植树造林，扩大耕地面积，鼓励养鸡、养家禽，并组织副业生产。1940年2月13日，鉴于莱芜各地遭受日军抢掠，群众损失惨重的实际，民主县政府豁免全县当年田赋，得到广大群众热烈拥护。在民主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莱芜县的生产运动进行得卓有成效，受到了泰山区专员公署的明令表扬。

六是进行国民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日寇进占莱芜后，全县所有中小学校几乎全部停课，致使大批适龄儿童失学，得不到求学机会。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广大学子及其家长都强烈要求开学复课。政府顺应民意，在政令所及之地均恢复和发展了小学教育，并在部分村镇成立了抗日完全小学。如雪野、大王庄、温家庄等村镇都设有完小，吸收适龄儿童入学。至1940年11月，全县共创办小学380余处。学生在学校中除读书识字外，还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民主政府通过墙报、标语、传单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特别是每逢节日和纪念日，都在重要集镇上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如1939年七七事变两周年纪念日，在寨里镇召开了万人大会，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1940年11月，民主政府响应上级号召，在境内掀起了大办冬学的运动。至1941年10月，全县在895个村庄中办起冬学880处，学员达6.25万人，其中5个识字模范均识字1100多个。

在恢复小学教育的基础上，还适度发展了中学教育。1939年6月，在第五区沈家庄村成立县初中补习班。到秋季，根据形势发展，县委、县政府将其改建为县立中学（实为培养抗日骨干的学校）。田长啸任校长，张善甫任指导员，朱彬周任教导主任。不久，将校址迁至万福山前“官房”（解放前供人们祭山休息的地方）。当时，有学生50余人，师生党员10余人。学校成立了党支部，朱彬周任书记。后因形势恶化，县立中学又相继迁至万福山上的神庙内，以及六区桃园、南围、北围等村。学校的文化生活十分活跃，经常组织小型演出队，宣传抗日，当地群众深受教育。1941年6月，该校并入泰山中学，学生达百人左右，分为两个班，师生党员达50人左右。学校成立了党总支，各班设有支部，隶属莱东县委领导。1942年底，泰山区形势急剧恶化，学校并入山东公学（校址在沂南县横河村）。

七是开展拥军优属工作。莱芜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工作。除经常写信慰问部队、慰劳部队指战员、举行军民联欢外，每逢春节和中秋节都有计划地发动群众募捐慰问，筹集毛巾、鞋子等日用品及瓜果梨枣等土特产，并宰杀猪羊送给驻军。每逢部队打了胜仗返回时，都组织群众敲锣打鼓，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同时，持之以恒地开展了优待烈军属的工作。除对个别困难户经常救济外，还在春、冬两季集中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救济。每次每户少则救济几十斤、多则救济几百斤粮食，基本上保证了他们的温饱。为确保救济粮数量充足，特列入救国公粮内附加征收。对无劳动能力的烈军工属，实行帮耕、代耕、包耕制度。对退伍的残废军人，给予优厚的照顾和待遇。此外，注意提高烈军工属的政治地位。如年节请烈军工属吃饭，春节给其拜年，插光荣花，送光荣匾、光荣灯，并选举烈军工属和荣誉军人为各种代表，参加各种代表会议。所有这些，都对密切军民关系、稳定军心、巩固和扩大队伍、鼓舞士气起到了积极作用。

八是厉行除奸政策，镇压敌特汉奸。对汉奸敌特，民主政府实行专政，采取严厉措施予以了坚决打击。为做好这项工作，在全县建立和健全了各级除奸组织。县设警察局（后改为公安局），区设公安特派员，乡设盘查站，广泛开展群众性的除奸运动。敌特汉奸在强大的压力下，终日惶惶不安，纷纷落网。少数漏网之徒深感恐惧、深藏不出，各种反动活动大为收敛。

1939年9月1日，为加强泰山区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在原泰(安)莱(芜)历(城)章(丘)四县联合办事处的基础上，成立了泰(安)莱(芜)历(城)章(丘)淄(川)博(山)新(泰)七县联合办事处。办事处仍驻莱芜，赵笃生任办事处主任，亓象岑任秘书主任。翌年3月，七县联合办事处改建为泰山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赵笃生任专员。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七县联合办事处、泰山专署以大力支持，为巩固和发展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泰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有了很大进展。莱芜县地处山东腹地。在战略上，以莱芜为中心的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和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泰山区抗日根据地是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前哨，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则是泰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大后方。作为处于泰山区抗日根据地中心地位的莱芜县，抗日民主县政权建立后，既强化了泰山区根据地的建设，又支援了沂蒙山根据地的开辟工作，为山东五大战略区之一——鲁中战略区的形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三、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

抗日群众团体的建立及其作用

?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进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此后，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同当地社会各界接洽，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国运动。中共莱芜县委遵照中央“团结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指示，根据不同职业、性别和年龄，先后成立了多种抗日群众团体。

一是成立了莱芜县动员民众抗敌委员会（简称动委会）。1938年7月，在莱芜党组织的支持和协助下，由梁竹航县政府组织成立了动委会。张川任动委会主任，尚奎斋任副主任，黄永春(共产党员，由六十九军政治部派来)任政治指导员。其任务是团结中、上层进步知识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号召和教育群众起来抗战。动委会是党领导下公开的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组织形式。在党的领导下，动委会在莱芜县抗日救亡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1938年12月，日军重占莱城后，该组织陷于瘫痪状态。1939年2月，中共莱芜县委书记刘子正兼任动委会主任委员，该组织工作得到恢复。不久，区、乡也建立起各级动委会，由区委书记和乡总支书记兼任主任委员，在为部队筹集给养、建立抗敌自卫团和盘查站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成为党的一块重要活动阵地。

二是成立了莱芜县三民主义青年救国团（简称青救团）。1938年7月，在共青团的影响下，莱芜成立了青年群众组织——青救团。其成员都是富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抗日热忱的青年。早在1938年春，为教育、发动广大青年参加抗战，莱芜县委便创办了《抗战青年》这一刊物，先后由徐干晨、李雪峰、李力修、韩玉兴等主办，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38年5月，国民党石友三部进驻莱芜，与中共莱芜党组织建立了较好的统战关系。梁竹航县政府成立以后，中共莱芜县委为加强青年团的工作和领导广大青年参加抗战，7月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后为取得合法地位，在青年救国团前面冠以三民主义字样。它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是毫无关系的，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青年群众组织。青救团县团部由中共莱芜县委委员徐干晨任团长。在各区、乡也都建立了团部，由区、乡党委和总支的青年委员任团长。各级团部建立以后，青救团在全县很快发展起来，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青年救国团还组织了自己的武装——青年中队，随时配合部队，积极打击敌人。青年中队自建立伊始，就开始了与敌人的斗争。1939年春节前，配合县独立营，在泰莱公路上的冶河庄，英勇阻击了由泰安到莱芜满载日军的汽车。在这次阻击战中，共青团员刘学贤、青救团员王化栋和魏佑焕等3人光荣牺牲，给莱芜青年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三是成立了儿童救国团。青救团组建不久，县委决定在青救团的领导下，吸收8-15岁的少年儿童，组成儿童救国团，配合自卫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传递情报。县青救团的儿童部长高德山，年仅15岁，带头参加县独立营，平时积极参与部队文娱活动，战时冲锋陷阵、英勇杀敌。最后，在谢家官庄打击敌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成为莱芜儿童学习的榜样。

四是成立了莱芜县妇女救国团（简称妇救团）。党在抗战伊始，就很重视发动妇女的工作。徂徕山起义之后，四支队进驻莱芜。部队中的许多女同志，对驻地及附近村庄的妇女群众进行了“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男女平等、妇女要解放”等宣传教育。许多妇女对抗日救国、争取自身解放，逐渐有了认识。她们在部队女同志的帮助和党的支持下，开始自发建立妇女救国组织，并组织缝纫小组，开展拥军活动。1939年夏，在莱芜县委的指导下，莱芜县妇女救国团县团部成立，县委妇女部长张贵珍兼任团长。县团部建立不久，妇救团改名为妇救会，白超任会长。各区、乡先后都成立了妇救会组织。在县委领导下，全县妇女运动蓬勃发展，涌现出七区女区长孙子秀、十区女区长徐美凤等一批优秀女干部和积极分子。她们在掩护伤病员、给部队做鞋、磨面、站岗放哨、传送情报、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教育军属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9至10月，妇救会先后举办两期训练班，为区、乡、村培训了大批妇女干部。经过培训的妇女，有的参加部队的后勤工作，有的在被服厂做女工，有的在医院当护士，有的放下针线直接到前线，担任了部队的卫生员、勤务员、文娱员等。在动员参军方面，妇女们更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每次参军运动中，到处涌现出母送子、妻送夫的动人事迹。有的母亲勉励儿子说：“抗战不胜利不能回家”。还有的妇女经常给抗战的丈夫和儿女写信，通报家里生活、生产和政府的拥军优属情况，鼓舞亲人在部队安心抗战，杀敌救国。每到年节，妇救会除将千百封的信件向部队转送外，还携带着毛巾、鞋子、土特产等礼品到医院慰问伤病员，到部队驻地慰劳战士。为了鼓励士气，她们还在毛巾和慰问袋上绣上诸如“抗日救国”、“英勇杀敌”、“送给最可爱的人”等等字样，对于动员参军、巩固部队、激发指战员战斗热情，起了积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自1939年6月至1940年2月，莱芜妇女募集支前的物品有鞋子6700双，棉衣10，015套，袜子1740双，毛巾688条，棉被100床，还有其它物品一大宗。《大众日报》发表文章说，“值得我们把妇女运动模范乡这个美名送给她们”。由于连年不断的动员参军，在农业战线上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古德范村女共产党员韩淑芳，在其丈夫参加抗战后，模范地参加劳动生产，白天在田间劳动，晚上在家里纺纱织布，获得了“县劳动模范”称号。通过参加生产劳动，不仅发挥了妇女们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而且给妇女自己解放自己指明了方向和道路。1939年11月，泰山区七县各界妇女代表大会在莱芜县响水湾村召开，选举产生了七县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刘军、白超、王宏瑜、张桂珍、王月村、刘琳、刘萍、何毅等任委员，刘军任主任。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的成立，统一了泰山区妇女工作的领导，推动了全区妇女运动的发展。

五是成立了莱芜县农民救国会（简称农救会）。1939年春，莱芜县委开始发动组织农民救国会。同年3月，成立了县农救会的领导机构，孙启明任会长。农救会是在原有农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按照以贫农为骨干、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组成的。其主要任务是，担任战争勤务工作——抬伤兵、送给养，给部队带路送信，配合部队破坏据点、公路，动员青年农民参战，满足部队兵员的需要，捐助粮款物资，保证部队供给。县农救会成立以后，向广大农民进行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育，激发了农民的爱国心。为团结农民抗战，莱芜县委、县政府在改善农民生活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除对穷苦农民拨粮救济外，还开展向地主、富农借粮运动。仅在香山区南部十几个村子，就借出粮食20余万斤。每到旧历年关，都提出“大家抗战，大家过年”的口号，由政府颁发布告，号召缓期还债。由于广大农民特别是贫雇农得到了实惠，其抗战积极性大大提高。在“抗战不忘生产，生产不忘抗战”口号的鼓舞下，大家努力搞好生产，按规定交纳粮款，有力地支援了部队的对敌斗争。同时，不少地区的农民群众还直接参加对敌作战，抬伤兵，运给养，破袭公路、桥梁，做出了重大贡献。

六是成立了莱芜县职工救国会（简称职救会）。莱芜地区虽然没有产业工人，但却拥有大批的手工业工人。1939年4月，莱芜县职工救国会成立，吕子仪任主任。职救会的任务是，团结和组织农村中的手工业工人，参加抗日工作。职救会县级领导机构成立以后，各区、乡也都相继建立了组织。各级组织向广大石工、木工、泥瓦工、织布工等进行“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等马列主义教育，提高了广大手工业工人的思想觉悟。此外，他们还组织了自己的武装——职工中队，这支武装除了配合县区武装进行抗战外，更重要的是用工人队伍这面旗帜，号召工人群众参军参战。这一时期，莱芜的职工群众在抗日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七是成立了莱芜县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各救会）。1940年8月18日，莱芜县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吕子仪任主任，下设工、农、青、妇、儿、教、文等会。各级各救会的建立，对组织发动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10月26日，泰安、莱芜、新泰、淄博、历城、章丘、博山七县工、农、青、妇、儿、教、文等群众组织代表400余人，在莱芜六区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泰山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总会，许光明任主任，田佩之、徐干晨任副主任。各救会成立后，原动委会完成了历史使命，各救会取代了动委会。

各抗日群众团体的建立，把全县各阶层人民都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群众团体的大发展，形成了全民抗战的强大合力。在这种情况下，莱芜县委不断加强对各群众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为此曾创办《群众月刊》、《动员周刊》、《前进报》等刊物，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民主政府法令、抗日救亡道理、英雄事迹、建设成就，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目的，增强广大群众的民族仇恨心，提高了抗战积极性。在开展抗日工作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党组织及时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壮大了党的队伍。大部分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在工作中都表现了一定的认识水平和较强的工作能力。这些人被吸收为党员之后，一部分被选拔到党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为党输送了大批干部。

总之，抗日群众团体的大发展，使中共莱芜县委及其领导的抗战武装的政治影响更加深入人心，在全县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面抗战的大好形势。

?

莱芜党组织与各道会门的统战工作

?

1938年间，莱芜县委与硬拳道合作反顽，把秦(启荣)顽势力赶出莱芜，使莱芜县一度出现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好局面。

日军第二次侵占莱城以后，党及其领导的武装撤到莱芜北部和南部山区，与硬拳道头目的联系一度中断，致使关系有所疏远。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在加强区乡政权建设的同时，也抓了地方武装的组织发动工作。这样，不少村庄除有硬拳道外，就有了群众性的抗日武装——自卫团。党通过各村自卫团开展募给工作，不可避免地会触犯到硬拳道徒们的个人利益，因而双方产生摩擦，很快形成了各立山头、各自为政的局面。

1939年7月间，水北、宜山一带的自卫团和硬拳道发生冲突。自卫团限制硬拳道安宫，硬拳道则反对自卫团开展募给工作，双方互不相让，陷入僵持状态。8月初，硬拳道在莱南安设旨在限制和破坏党募给工作的站点。为保证部队的供应，扫除募给工作中的障碍，9月中旬，县委组织武装攻打了三官庙和茂盛堂两个会门据点。10月间又解决了张里、郭庄、大下各硬拳道村宫。10月17日，硬拳道宫长李德辉、李德村率武装屠杀八区边王许村民10余人，烧毁房屋300余间，烧粮3万余斤。1940年3月，硬拳道组织道徒攻打三官庙自卫团，杀害了该村妇救会长，使矛盾进一步激化。这年春天，硬拳道集结水北一带徒众万余，妄图进攻莱北根据地。四支队基干一营在营长陈奇、教导员陈宏率领下，由常庄直插虎口崖，翌日晨袭击水北、周家洼等会门据点，粉碎了硬拳道的阴谋。至此，莱芜党组织与硬拳道的统战关系完全破裂。

纵观莱芜党组织与硬拳道从合作到分裂的全过程，其统战关系的破裂，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硬拳道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抗日组织。从硬拳道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的自生自灭，以及抗战初期重新兴起，却仍然坚持“保家护院”的宗旨来看，这个落后的群众组织，其核心是个“私”字。他们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地主阶级服务。因为广大的贫苦农民，是没有什么家产可保护的。说穿了，他们就是为地主阶级“看家护院”的卫队。在大敌当前之时，他们仍然坚守“保家护院”的信条，说明他们眼光短浅，也证实了他们没有真正抵抗外来侵略的思想。硬拳道之所以在一段时间内能与党组织合作反顽，是因为抗战开始以后，秦启荣的游击队到处打家劫舍绑票勒索，侵犯了他们的利益。随着莱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的逐步发展壮大，在募给工作中不可避免地触犯到了他们的私人利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暴露了为“私”字而纠合的本质，很快与莱芜党组织产生摩擦，以致关系破裂。硬拳道作为一小撮为“私”字而奔命的乌合之众，与抗日民族解放这项宏伟的革命事业，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必然要被民族解放战争的滔滔洪流所吞噬。

二是敌伪顽的渗透拉拢，加快了硬拳道投敌的步伐。硬拳道原属没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迷信团体。其在20年代是能够独立存在的，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派政治势力同时并存的复杂形势下，硬拳道要想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而独立存在，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当他们与莱芜党组织产生摩擦以至统战关系渐趋破裂的时候，敌伪顽便乘虚而入，频繁地对硬拳道实施了渗透和拉拢的勾当。1939年冬，伪军新四师派员秘密接近亓象德，对其以金钱、地位进行收买。不久，顽固派也以“正统”为幌子，以升官发财为诱饵进行诱惑，并恶毒地造谣中伤莱芜党组织，进一步离间硬拳道与共产党的关系。1940年春，刘伯戈又派巩裕斋打入硬拳道，极尽挑拨之能事。敌伪顽除了加紧直接做亓象德本人的工作外，还引诱莱城附近胥家庄硬拳道宫长亓跃循投降，同时又利用早己投敌的泰安硬拳道的头目方长瑞前来做工作，对亓象德形成东西夹击之势。由于亓象德头脑简单，缺乏政治远见，在敌伪顽的咄咄进逼之下最终投入了敌人的怀抱。

三是莱芜党组织与硬拳道统战工作中存在失误。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最主要的政治路线。正确贯彻执行这一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乃至每个党员的神圣职责。硬拳道虽然是一个落后的迷信团体，但它的大多数成员，尚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就是亓象德本人也是贫苦农民出身，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是有可能走上抗日道路的。但由于当时还没有一个正确的会门政策作依据，致使莱芜党组织在处理与硬拳道的统战关系时出现了不少失误，给抗日工作造成了损失。

莱芜党组织在与硬拳道开展统战工作的前一阶段表现为右的倾向。1938年春，莱芜县委帮助硬拳道等会门成立了会门联合办事处，初步与他们建立了关系。通过不断深入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硬拳道对共产党表示同情和支持，并在反顽斗争中与莱芜党组织进行了有益的合作，同时还帮助部队开展募给工作，护送党政军干部通过敌占区等，在莱芜县抗日工作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莱芜党组织对硬拳道缺乏全面正确的了解，只看到了它一时的抗日热情，而忽视了它落后反动的主要本质，所以没有采取任何团结、改造的措施，只是一团和气，一再对其迁就姑息，甚至还扶持其发展壮大，这就给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障碍。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

而后一阶段，则表现出了“左”的倾向。日军再次侵占莱城以后，莱芜县委转至山区，与硬拳道的接触减少了。1939年5月，当各地自卫团与硬拳道发生摩擦时，莱芜党组织一一采取了强硬的处置办法，先后与硬拳道发生武装冲突20余次。1939年底，党组织与硬拳道的关系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裂痕，但亓象德仍然表示愿意投向共产党。由于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最后失去了争取硬拳道的机会。这一阶段，莱芜党组织之所以对硬拳道采取这样的对策，其原因是只看到了它反动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可以争取的一面，把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到了敌人一边，这是不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也是一个非常痛心的教训。

1939年5月间，在与硬拳道关系破裂后，为稳定莱芜局势，与其他会门搞好统战关系，莱芜县委敌工部认真吸取与硬拳道统战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派杨仲起、许同隆等负责会门工作的人员到四县联合办事处举办的党、政、群干部训练班学习，明确了党对会门工作的基本政策。学习班结束后，参加学习的人员在寨里、羊里、大王庄一带，深入到黑旗会、红旗会、黄旗会的村宫，做“团结一致，反对投降分裂”的宣传工作。他们通过亲友、同学等各种社会关系，与这一带的会门头目建立了联系。各会门对莱芜县委提出的“团结一致抗日，反对投降分裂，拥护抗日军队，不抗日不给粮”的建议表示赞同和支持。

1939年6月，黑旗会、红旗会、黄旗会的代表芦率成、杨仲起、王家欣、许同隆、王云台等人聚集到羊里村，由莱芜县委书记兼动委会主任刘子正主持成立了三会联合办事处，并推选芦率成主持办事处的日常工作。三会联合办事处作出四项决议：一是办事处隶属县动委会，在县动委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二是团结一致抗战，反对分裂；三是保证抗日军队粮草供应，不抗日不给粮；四是兄弟会门之间团结一致，相互支援。在莱芜县委的领导下，办事处组织各会门配合抗战军民，在反顽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9年春，章丘秦启荣顽固势力高松坡、王连仲部，窜入莱芜北部山区进行敲诈勒索，一直骚扰到七区的河北村。5月间，河北村的黑旗会配合章莱独立营，在浆水沟北岭阻击高松坡部。留村、仪封的黑旗会得到情报后，立即前往支援，经一昼夜的战斗，击退了高松坡部。

浆水沟战斗后，高松坡率部西扰，到富家庄、程家庄一带驻防。因山区缺粮严重，高松坡部不得不到莱芜县西北平原地区进行征粮。曾多次派人到汇河南岸王大下等村要粮要款。王大下黄旗会对顽军催粮人员置之不理。高松坡恼羞成怒，便派出20余人的武装征粮队，双方发生了武装冲突。该村黄旗会一面应战，一面派人向留村黑旗会送信求援。留村黑旗会接到信后，立即派40余人前往支援。在两村会门的攻击下，高松坡的武装征粮队狼狈向寨里方向撤逃。

芦奉江的莱芜抗敌自卫团是秦启荣培植的地主势力，在仪封洼一带到处催逼粮款。1939年5月6日，芦奉江派武装征粮队到东留村征粮。村里拿不出粮食，他们就要将村长带走。这时，早已在村公所周围埋伏好的黑旗会会员，持枪而出，把芦奉江的征粮队赶跑了。是年夏，黑旗会又配合四支队特务大队，将芦奉江的所谓抗敌自卫团一举歼灭。

高松坡部1500余人，在富家庄、程家庄、虎口崖一带，专门骚扰抗日根据地。他们到各村横征暴敛，打骂群众，遭到了西上崮、下崮、孤山等村黄旗会的反抗。高松坡于1939年7月23日出兵镇压。三会联合办事处立即通知红旗会、黑旗会和大下一带的黄旗会出兵增援。24日上午，各村会门250余人分三路向孤山集结，把高松坡部围困在西上崮村，八区区中队120余人亦赶往相助，战斗持续了两昼夜。26日晚，四支队胡奇才团闻讯前往助战。顽军见势不妙，从程家庄、虎口崖撤退到雪野以北站里、西峪一带，又遭到四支队某部伏击而被击溃。高松坡带领残兵败将，狼狈撤回章丘。

这次攻打顽军高松坡的战斗胜利以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在党的直接领导下，道会门逐渐被改造为村自卫团、游击小组等群众武装组织。至1940年春，道会门完全消失。这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又一胜利。

?

四、根据地军民奋力进行反“扫荡”

?

莱芜军民适时进行对敌作战

?

1939年4月间，敌人开始沿公路占据重要村镇，强迫群众为其筑围墙、修碉堡、开公路、架电线，以镇压抗日力量。敌人在一年多时间里，相继占据了口镇、颜庄、鲁西、寨里、水北等重要集镇，不断扩大他们的地盘。敌人为了解决其兵员不足的问题，疯狂推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侵华政策。除了猛增伪军的人数外，还进一步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国民党为了达到其反共的目的，也相应提出了“曲线救国”的反动论调。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更是明目张胆地提出“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不抗，共不可不反”的反动口号。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吴化文、阎继光、陈三坎等部先后投降日军，顽固派秦启荣也与敌人勾勾搭搭。他们把矛头共同指向抗日军民，出现了抗战军民三面受敌的严峻形势。

自1940年夏季开始，日军以其据点和公路为依托，逐渐向四周伪化，建立乡村伪政权。他们将其占领的村庄，称为“爱护村”。在统治手法上，日军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面声言凡自愿投降的抗日人员，一律不咎既往、宽大处理；一面大量集中兵力，对根据地进行“扫荡”。他们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分进合击、远距离奔袭等战术，用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破坏。从日军第二次侵占莱城至1940年末，敌伪顽共惨杀抗日人民300多人，烧毁房屋200余间。

敌人妄想以如此残酷的手段，来摧垮莱芜人民的抗战意志。但事实却与敌人的愿望完全相反，莱芜人民不但没有被征服，反而更加觉醒、更加坚强，使抗战力量更加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

1939年8月，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建立了武装科，全力协助县委发展地方武装力量。10月，为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四支队后方司令部（泰山军分区前身）于莱芜常庄成立，赵杰任司令员、刘莱夫任政委。在四支队后方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莱芜县进一步充实了四支队第四区队的力量，并改称莱芜县大队。随后，建立和加强了10个区的区中队及乡分队，并组建了机关警卫队和便衣队。与此同时，各群众团体也纷纷组织成立了自已的武装。共青团和青救团组织了青年中队，职工救国会组织了职工中队，回民群众组织了回民中队。另外，各村也都成立了基干自卫团和自卫团。至1940年8月，全县地方武装已初具规模，共有县大队195人，各区中队543人，乡分队200多人，基干自卫团5917人，自卫团6．18万人，游击小组4938人。

地方抗日武装的建立，使群众性的抗日活动由宣传发动阶段进入了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广大地方武装人员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无比仇恨的心情，积极投入了对敌斗争的行列。1939年8月9日，秦启荣所属9个梯队的兵力袭击了四支队驻地雪野，杀害干部战士20余人，制造了“雪野事件”。当天下午，四支队组织反击，将顽军击溃，高松坡部逃往章丘，顽七区区长刑铭三被俘（后被镇压），顽十区区长王鼎三被击毙。秦部龟缩至铁车、双龙峪一带。

1939年11月5日至10日，日伪妄图打通章莱公路，扩大其占领区，纠集三十二师团驻泰安、莱芜、蒙阴、章丘、历城、博山等11个县的兵力2000余人，对莱芜发动了冬季大“扫荡”。其主要目标是雪野、抬头一带。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妄图以“三光”政策彻底摧毁莱芜抗日根据地。敌主力首先偷袭四支队司令部驻地栖龙湾。敌人的这次“扫荡”，根据地早已得到情报。泰山区七县联合办事处及莱芜县委、县政府积极动员广大群众进行反“扫荡”准备。一方面组织老弱妇孺安全转移，一方面组织青壮年全力以赴支援部队作战。区、乡党委和政府积极带领各村自卫团、游击小组四处袭击扰乱敌伪，主力部队则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从栖龙湾迅速跳至桃花峪。经陈林反攻、血战马鞍山、奇袭大王庄、大战章莱路、围困下游庄等大小18次战斗，六昼夜毙伤敌伪250人，其中指挥官5人。敌人气势汹汹而来，狼狈失败而归，根据地取得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马鞍山战斗中，基干二营六连奋勇拼杀，伤亡过半，连长韩德牺牲，掩护了机关安全转移。八路军四支队因打得英勇顽强，被群众称为“铁军”。反“扫荡”后期，七县联合办事处和莱芜县委、县政府又发动群众3万余人对泰莱、博莱、章莱公路展开大破袭，致使100多公里的公路无法通行。《大众日报》曾以《民主政权领导下，敌人“扫荡”也不怕》为题，报道了莱芜党政军合力反“扫荡”的事迹。

1940年1月20日，莱芜之敌百余携轻机枪4挺、小炮1门，进犯四支队驻地。四支队在马家庙设伏，歼灭进犯日军10余名、伪军20余名。29日，四支队政委胡奇才率基干一营二、三连破路后巧妙设伏，将范镇出动之日军1个小队全部歼灭，击毙日军15人、俘1人，缴掷弹筒、轻机枪各1支，步枪10余支。战后，在大王庄召开祝捷大会，给有关人员记了功、授了奖。

杨庄区地处泰莱公路中段。杨庄区的党组织，经常领导抗日群众，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打伏击、扒公路、割电线，搅得敌人惶惶不安。1940年初春的一天夜里，阜丰乡党总支发动群众40多人，在埠东岭至五龙口一带将敌人的电话线全部割掉，并砍倒大部分线杆，使泰安至莱芜的电话联系陷于瘫痪，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1940年3月5日，八路军某部供给处和四区区公所、区中队，共40余人驻防澜头村。驻莱城日军及伪军陈三坎部共700余人在“扫荡”中包围了该村。区干部、区中队队员率先登上围墙迎击敌人。村自卫团及群众300余人抬出30多杆土炮架上围墙，对日伪军猛烈开火。战斗从晚上一直打到次日拂晓，日伪军始终未能靠近围墙。在战斗中，哪里有伤亡，自卫团员们就主动地补充上去。敌人始终没有攻破村子，后来狼狈逃走了。

4月，四支队一部与秦部所属陈三坎、田正中部在双龙峪、辛庄一带展开激战，在追歼敌人于贾庄时，顽军百余携械投降。此役将秦部赶出了莱芜以南。

5月13日，日伪军500余人，自博山夏庄到常庄、文字现一带“扫荡”。莱芜抗战军民在崮山、文字现一带进行截击，毙敌70余名。6月初，驻莱芜、新泰、蒙阴三县之敌，先后出动数千兵力，合击三县交界地区。四支队及地方武装先后与敌激战于郑王庄、李家杨、颜庄、旋车沟等地，毙敌400余人。6月18日，八路军某部与莱芜县政府发动民众大举破路，总计动员6个区、240余村、8万余民众，严重破坏莱芜境内泰莱、章莱、博莱公路约150华里，拆毁大小桥21座，砍断线杆250余根，使莱芜之敌与各方联系中断。

1940年六七月间，圣井村自卫团在反“扫荡”中曾多次袭击日伪军，被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圣井自卫团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在弹药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发动全村各家各户动手打造石雷。在村子的东、西、北三面，大约三里远的地方，布下一个大大的石雷阵。日伪军虽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都没有攻破这个石雷阵，圣井村这一战斗堡垒始终巍然屹立在莲花山地区。

7月下旬，驻章丘县文祖村的日伪军，出动500余人对茶业口一带进行“扫荡”。根据地军民得到情报后，马上进行反“扫荡”的准备工作。敌人遭到伏击后，立刻组织人马轮番反扑，但接连几次都被击退。最终，敌人只好抬着40多具尸体，狼狈逃回据点。

日军为实现“华北六个月肃正计划”，自1940年9月18日起，出动1．4万余人，对泰山区、沂蒙山区发动大规模“扫荡”。山纵一旅各团奉命分散，转移外线。一团在棋山观抗击敌人后南下大崮山。二团由黄庄向莱芜东转移，途中在鹏山前与莱芜出动之敌遭遇，一营三连扼守阵地，掩护主力转移，一排战士击退敌多次冲锋，毙敌60余，全部壮烈牺牲。三团在老虎山血战突围。29日，日伪20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兵分四路包围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泰山专署、莱芜县党政机关于香山黑龙潭一带，四支队及党政机关突围时伤亡较重。

11月4日，山东纵队一旅二团在莱城以东地里沟一带对“联欢”的日伪军一部发动袭击，歼灭伪军100多人，极大地震慑了莱城之敌。

11月19日夜，博山、淄川、莱芜县动员群众3万余人，将莱芜周围公路彻底破坏。四支队二团一部配合地方武装逼近莱城袭扰牵制敌人，主力奇袭莱城东地理沟伪军据点，以刺刀、手榴弹与敌展开近战肉搏，迅速全歼伪阎团1个营，毙敌200余人，俘100多人，缴获机枪5挺、步枪200余支、小炮2门、战马数十匹及其它物资一宗。当月29日，口镇、莱城日伪500余，包围莱芜县委、县政府机关于黄崖头、大陡沟子两村。县大队和公安局警卫队百余人顽强抵抗，从拂晓战至中午11点，终将敌人击退，毙伤敌伪40余人，县公安局便衣队长李万笃等壮烈牺牲。史称黄崖头战斗（亦称大陡沟子战斗）。

?

三战三捷的杨家横战斗

?

1940年4月11日，驻博山日伪军出动500多人对驻防六区杨家横村的山东纵队第一旅二团实施包围，二团事先得到消息，在敌人到达之前，即分三路撤出村子，第一路埋伏在村南白罗山，第二路埋伏在村东的二虎山，第三路则迂迥到敌人背后，切断敌人的后路，对敌人形成了反包围。敌人进村一阵烧杀抢掠后，撤至村西南的“光光顶子”(山名)上。上午10时，八路军400多名战士在团长吴瑞林的指挥下，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由于敌人装备精良，而且占据着制高点，二团无法大量杀伤敌人，不得不采取时打时停的战术死死咬住敌人，使敌人欲打不能，欲走不成。中午时分，杨家横自卫团在团长尚怀成及亓述新、尚怀增等人的带领下，组成临时支前小组，挑着干粮和开水，顺着河岸，在树林子的掩护下，很快把饭送到部队战士面前，给战士们补充了给养。黄昏时分，部队在群众英勇支前精神的鼓舞下，对战斗作了新的部署。各路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迅速形成钳形阵势，包围了“光光顶子”。深夜10点多钟，部队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然后冲上“光光顶子”，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共毙敌200多人，取得重大胜利。4月12日，四支队在辛庄东河滩召开了庆功大会，表彰了部队有功人员和杨家横积极支前的自卫队员，进一步激发了军民的抗战积极性。这便是第一次杨家横战斗。

11月11日，日军长岛旅团从泰安、新泰调集4个中队700余人、伪军两个大队1000余人，再次气势汹汹地向杨家横扑来，扬言要与八路军决一死战。山纵一旅二团在莱芜、博山的县区武装配合下，修筑工事、严阵以待。同时选调20名特等射手，组成多支小部队担任沿途狙击任务。第一天，敌人行进遇阻，死伤20余人。夜晚进驻徐家店时，又遭掷弹筒轰击，一夜未眠。第二天，敌人在行进途中漫无目的地打枪、放炮，借以壮胆。到达杨家横发现二团主阵地后，兵分三路发起攻击。战士们等敌人进至30米时，各种武器一齐打响，敌人死伤过半，退了下去。不一会，敌人又炮轰二团阵地达半个多小时，之后又兵分两路向二团阵地发起冲锋，又被打退。敌人大怒，在持续炮轰一小时后再次分兵进攻，仍被打退。暴跳如雷的日军指挥官改变战术，企图向二团侧背迂回包围。在主阵地的左侧，二团一部带着几百民兵伪装了许多假机枪、假迫击炮。因双方隔着一条河，距离较远，敌人误以为是二团主力，未敢轻举妄动。在主阵地右后侧，二团设置了部分草人，日军误认为是兵力薄弱之处，便决定在此发起攻击。日军在对草人炮击一阵后，蜂拥而上，结果遭到有力的反击。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日伪军损失惨重，死伤近700人，余敌在一个大队增援掩护下败回莱城。二团亦有百余名战士伤亡，其中团长吴瑞林、一营营长岳进在激战中不幸身受重伤，教导员钟民壮烈牺牲。这就是第二次杨家横战斗。

12月25日，日军又从张店、周村调集日伪军2000余人，在炮兵和两架飞机配合下，兵分三路向杨家横地区进发，企图合击山东纵队一旅旅部，以雪前耻，并掠夺根据地的粮食、物资，抓壮丁，牵耕牛，破坏根据地的生产。

山东纵队得到情报后，仍然命令连续两次取得杨家横大捷的吴瑞林率一旅二团反击敌人的这次“扫荡”。二团面对老对手的第三次挑衅，以必胜的信心，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勇敢地接受了任务，并做了周密的安排、部署。伤病在身的团长吴瑞林坚持指挥作战。他命令一、二、三营副营长各率一个小分队，分三路迂回到敌人背后，给敌人以措手不及的杀伤。主力部队则从龙崮、万福山转移到杨家横东面的三山，把敌人装进三山山沟的“口袋”里。然后以7个连的兵力，向敌人发起冲锋。

1941年元旦这天，日军指挥官池田大佐率部远途奔袭而来，晚饭时分与山纵一旅二团接火。北路的日伪军走山沟、抄小路，想来个突然袭击，谁知正好碰上在古德范北山沟设伏的副营长胡念林军分队，5个特等射手专打敌人骑马的指挥官，3名日军中队长和2名伪军中队长先后被打死，吓得日伪军官纷纷下马，混入队伍中。其余小分队也均以机枪、手榴弹对敌群发起攻击。吴瑞林则带着主力转移到杓山一带，在杓山北面的山上用石头作衬垫，扣上旧军帽伪装主力迷惑敌人。日军发现八路军“主力”后，集中炮火打了一个多小时，攻上山头才发现上当。这时二团主力已经绕过万福山转移到杨家横一带，占领了各个山头。中午10点左右，敌人尾随至杨家横，战斗打响。池田指挥日伪军向各山头猛冲，均被打得落花流水。战斗中，二团三营八连某排坚守磨石峪阵地一天，打退敌飞机掩护下的多次冲锋。担任掩护的一个班战士在与敌近战肉搏、完成掩护旅部转移的任务后，全部壮烈牺牲。继之，二团在旅首长提出的“不让敌人抓走一个人、抢走一头牛”的战斗口号鼓舞下，组织多股精干小部队频频出击，先后在黑石涧、三山等地大量杀伤敌人，挫败了敌之阴谋。是役，一旅二团于杨家横地区坚持战斗一周，共毙伤日军400多人、伪军500多人。战斗中，山东纵队付出了伤亡100余人的代价。这便是被誉为“模范攻防战”的第三次杨家横战斗。

1939年春至1940年底，莱芜地方武装和抗日群众，配合主力部队，开展反“扫荡”斗争，参加大小战斗不下几百次，消灭日伪军千人以上。这是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

五、泰山区“肃托”错案对莱芜

抗战造成的严重破坏

?

正当莱芜各地党组织在克服困难、发动民众、坚持斗争之时，中共山东分局、鲁中区和泰山区相继部署开展了“审查巩固党”的工作。在实施过程中，泰山区出现了“肃清托洛茨基匪徒”的假案，致使莱芜也发生了一系列错案，给莱芜抗战工作造成了极大损失。泰山区“肃托”错案后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觉察，及时进行了纠正。

?

“肃托”的开始

?

抗战初期，康生主持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就对除奸工作作了错误的指导。1938年初，他发表了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的文章。文中虚构、夸大“托派”的声势，臆造“托派”有一套严密的系统组织，在党内造成了对“托派”的神秘感和恐惧感。他还向一些根据地发电报，提供该地区各“托匪”名单和“托匪活动”的情况。

1940年6月，中共山东分局召开了第一区党委所属的第一（泰山）、第二（沂鲁）、第五（鲁东南）地委的地委书记、组织部长会议，着重研究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问题。山东分局组织部长李林就贯彻分局《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关于整顿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精神，整顿山东党组织问题作了发言，着重强调了“审查巩固党”的重要性。会后，鲁中各地根据会议精神，普遍开展了审查党的工作。根据分局指示，各地委成立了以地委主要负责人为首，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锄奸委员会，并由地委社会部具体负责审查工作。在审查巩固党的工作中，泰山地委社会部（后改为泰山区公安局）主观臆造所谓“托派”组织，在全区制造了一系列“肃清托洛茨基匪徒”假案、错案，造成了严重后果。

泰山区“肃托”是从怀疑泰山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刁芙萃是“托派”开始的。刁芙萃，原名王毓鉴，莱芜县人。1937年6月，在北平私立宏达高中读书期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七七事变后，随北平流亡学生返回山东参加抗战。1937年9月入党。1939年由省青委会派遣到泰山地委青年部工作，次年调任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

1940年夏，泰山地委开展审查巩固党的工作时，地委机关某党支部负责人在向地委汇报机关人员思想情况时谈到，听说刁芙萃的胞兄王毓铨（留美历史学家，1950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回国，后任中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兼明史主编）可能是“托派”，王去美国留学后，刁与他通过信。同时汇报说，刁对地委社会部的工作有不同看法，认为“杀人太多”。因此，估计刁芙萃有可能是“托派”分子。此事引起了刚从山东分局学习锄奸工作回来的地委社会部负责人的注意，便布置了对刁芙萃的侦查。

社会部在侦查过程中得知，莱芜县鲁西区委宣传委员陈峰在酒后曾经说过，“要动员贫苦农民抢地主一点麦子吃”，社会部科长刘某认为这是一桩“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恰巧此时刁芙萃到鲁西区委检查宣教工作，与区委书记郭居鉴、宣传委员陈峰、自卫团长亓信忱见过面。刘认为陈峰所说系刁芙萃指使，意在“破坏统一战线”。地委社会部便以此为据，报经地委锄奸委员会同意，逮捕了陈峰、亓信忱。办案人员在审讯陈、亓二人的过程中施以酷刑，逼出了二人的“口供”。然后，根据二人的“口供”和后来的“材料”，逮捕了刁芙萃和郭居鉴。刁芙萃在酷刑和审讯人员诱引下，承认自己是“托派”的地委书记，同时指认地委委员、青年部长彭子芳为“托派”的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宣传干部王墨林为“托派”的地委宣传部长以及其他一些托派分子。社会部据此“深挖细查”，迅速在地委、专署、军分区和莱芜县逮捕了近30名共产党员。其中有莱南办事处书记李耐夫、地委宣传部教育科长崔栋生、莱芜县青救会长孟华等。李耐夫、孟华在刑讯中致死。

9月下旬，由于日伪军对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形势紧张，地委锄奸委员会决定立即处决一批“托匪”分子。社会部在莱芜县北部牛河村处死了陈峰、谷德等16人。在反“扫荡”途中还杀了刘进（泰山专署文教科员，因对个别领导搞特殊化有意见，而被作为“托匪”逮捕）、王鉴等数人。刁芙萃、王墨林二人在日伪军“扫荡”中被俘。王墨林因受刺激过度导致精神失常，后被地委社会部处死。反“扫荡”结束后，社会部逮捕了彭子芳，在严刑拷问下，彭子芳被迫承认是“托匪分子”。后根据上级指示，地委社会部把彭子芳押送到鲁中区党委社会部。鲁中区社会部又转送到山东分局社会部。在山东分局社会部，彭子芳翻供，请求山东分局加以甄别。泰山地委部分人员对彭子芳的“托匪”案心存疑问，也曾向上级党委反映，希望加以仔细研究。但山东分局社会部未做深入调查取证，偏听偏信了泰山地委社会部的意见和“材料”，不久将彭子芳杀害。刘佩久也在此案中被杀。

彭子芳，辽宁省开原县人，1932年在天津南开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随天津流亡学生辗转到山东，经党组织安排，在中共泰山地委工作。其父彭振国，是东北军中主张反蒋抗日的将领。

刁芙萃、彭子芳案是泰安区“肃托”的第一个案件。由于在锄奸工作中的主观臆断，仅凭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便加以极残酷的刑罚和逼供、诱供，株连了一批忠诚的共产党员，有部分人被错捕，有20余人被冤杀。但由于当时党内“左”的错误思想影响，泰山区社会部“破获托匪地委”的工作竟然多次受到鲁中区党委社会部和山东分局社会部负责人的表扬，致使泰山区“肃托”错误愈演愈烈。

?

“肃托”错案的扩大

?

1941年初，由于刁芙萃案的牵连，地委社会部逮捕了莱芜县委民运部长、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李雪峰和莱芜县妇联主任白超（地委委员、泰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枚青的爱人）。李雪峰被捕的直接原因是在参加县委于夜间12时召开的会议时迟到半小时，有人对此产生怀疑。在斗争环境险恶、绝大多数同志没有手表的情况下，夜间开会迟到半小时并非重大问题，或者说纯属正常现象。然而，在严刑逼供下，此案又牵连出莱芜县一大批工、农、青、妇、群众工作干部。地委社会部把李雪峰、白超等人定为莱芜县委“托派”的第一个县委，李雪峰是县委书记。李雪峰、白超先后被押送上级有关部门处死。

在地委社会部开始捕杀所谓“托匪分子”以后，莱芜县公安局也迅速行动起来。刁芙萃等人案件发生后，地委社会部科长刘某因破案有功而被调任莱芜县公安局长。1940年3月29日，莱芜县公安局逮捕了县委秘书处会计亓立华。3月31日，逮捕了县委秘书李得霖。4月5日以后，又逮捕了莱芜县文教科长田长啸、莱芜县民政科长韩寓吾、莱芜县公安局警卫排班长王某某等若干人。其中，田长啸的被捕仅仅是因为一句闲言。田长啸，青州第四师范毕业生，家境贫苦，思想进步。他在李雪峰、白超等人被捕之后，在与四五个同志的闲谈时说了一句“失败是成功之母”的话。这句话被莱芜县公安局得知后，便不顾前言后语的联系，断章取义地解释为李雪峰、白超等人被捕了，要接受教训，失败是成功之母。仅凭此番解释，田长啸便被抓捕起来。

1940年4月上旬，地委社会部也插手莱芜的这一案件，通过逼供讯，又审出了第二个“托派”莱芜县委，其主要成员组成为：田长啸是书记、韩寓吾是组织部长、李得霖是宣传部长。这个案件经地委批示后，有关人员在当地被杀了一批、放了一批。后田长啸、韩寓吾、李得霖被押解往上级有关部门。不久，田长啸被处决，韩寓吾被释放，李得霖戴着“托匪”帽子被安排到山东纵队《前卫报》社印刷厂工作。

继“李雪峰、白超”案和“亓立华、田长啸”案之后，泰山区“肃托”错误继续发展，范围继续扩大，由莱芜渐次发展到新泰、博山、章丘等地，被捕、被冤杀的人越来越多，其理由也愈来愈荒诞，以致发展成为一次就逮捕上百人的大错案。这一期间，山东分局曾指示防止扩大化，杀人需经区党委批准。泰山地委组织部长蒋方宇、专员赵笃生亦曾对一些案件提出怀疑，但这些并未引起地委社会部的重视。不久，在莱芜境内又发生了学山案、泰莱边案等一系列案件。

学山案发生在1941年初冬。学山是上游镇的一个小村庄，该村村民李友恩，因色情纠葛杀害了村长李友芝。案发后，李友恩怕案情败露，便伪造了一份所谓“托匪”材料，把他认为对案件不利的人都写在上边，并把材料包好放在村外路边的麦地里。1942年1月，在学山村养病的莱芜县公安局侦察股长病愈后，由李友恩护送回县。两人出村后，李佯作小便，到地里拣起了他早已放好的那个布包，并当着那位股长的面打开。那股长发现里边装着“托匪”名单、“托匪活动计划”及与日伪联络的路线图等，如获至宝。他们将名单带回公安局后，大家都信以为真，于2月8日，按名单逮捕了雪野区高小校长朱勤民、区参议员朱寿卿、区民政助理员毕杰三、上游镇自卫团长朱桂林、小学教员韩子安等近20人。经反复刑讯，这些人都被迫承认了“托匪”的身份。

泰莱边案发生于1941年12月，具体地点在莱芜县香山区和泰北县上港区。莱芜县香山区店子村青年陈佃文，因不愿参军而接受了区公安员派他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员工作的任务。不久，陈说已打入敌人的西营据点。接着，又今天报一个“新民会员名单”，明天报一个“新民会计划”邀功，并多次汇报了打入泰莱边的“内奸”，共90多人。还把店子村党的活动，说成是“托匪”的活动，说民兵早晨出操，是“托匪”准备暴动，把民兵统一买的背心，说成是暴动的暗号。为了进一步窃取信任，陈佃文又伪造了一份所谓“托匪”登记表、香山区地图等材料，伪称是从麦田里拣到的，上交了区公安员。在这份材料中，陈几乎将他所认识的、有一定地位的人员名单全列入了其中。县和地区公安局不加分辨、信以为真，便于1942年1月，按登记表逮捕了莱芜县香山区和泰北县上港区的区村干部、党员共117人，并随即处死了香山区区长郭子彬和农救会长，以及上港区区长魏光涵等3人。

这一时期，除了以上两个错案外，莱芜还发生了沈磊光案、王大脚案、沈念武案、王浩案等多起错案，给莱芜的抗战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

“肃托”的结束

?

彭子芳被山东分局社会部处死后，引起中共中央的关注，中央电告山东分局：要注意假案。山东分局也由此引起重视，并指示各地注意假案问题。1941年，山东分局社会部对博山县翟翕武案进行审查后，认为该案是错案，给予了彻底平反。此案的平反，成为整个泰山区“肃托”的转折点。

通过翟翕武错案，山东分局开始觉察到泰山区锄奸工作中有问题。于是，派分局社会部审讯科长高明宇到泰山区审查“肃托”案件。1942年2月，高明宇到泰安地委，正遇上学山案和泰莱边案在蔓延。高明宇听了这两个案件的汇报后，提出了许多疑点。经过进一步侦查，对李友恩、陈佃文的作案手段作了认真的查证，终于使两案真相大白，立即全部释放了在押的被捕者。接着，对过去近两年中地委社会部直接负责的和县公安局负责的“肃托”案件逐个进行了复查。复查后，除仍然认为刁芙萃是“托匪”，李耐夫、李雪峰、王墨林3人有“托匪”嫌疑外，肯定其余都是冤假错案，在押者须立即释放，并予以平反。

经地委、专署研究决定：按照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中的处理原则，对死者追认为烈士，对被误捕者一律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并由高明宇代表地委向山东分局汇报泰山区“肃托”错案复查的结论和善后工作的处理意见。高明宇即带陈佃文、李友恩两人到山东分局汇报，经山东分局研究，完全同意泰山地委对泰山区“肃托”错案的复查结论和善后工作的处理意见。此后，高明宇仍带着陈佃文、李友恩返回地委，向地委传达了山东分局的指示。泰山地委按照山东分局的指示，由泰山专署出面，于1942年3月在雪野区的小酉坡村召开群众大会，为被捕人员进行了平反。会上，高明宇宣布了学山案的破案经过。罪犯李友恩被判处死刑，当场处决。所有受害人员，一律恢复名誉，恢复工作。

不久，泰山地委、泰山专署又在泰莱边的焉家庄，召开了规模更大的群众大会，对泰莱边案进行了公开平反，当场处决了罪犯陈佃文，并对泰山区在两年内搞的所有“肃托”错案进行了平反。会上，专员赵笃生代表专署向群众进行检讨，承认错误，承担了责任。赵笃生当众宣布，全区所有因托案被杀被捕人员，死者一律追认为烈士，误捕者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同时宣布，给予泰山区“肃托”案直接责任者、泰山区公安局长以撤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离泰山区。莱芜县公安局由于是执行泰山区公安局的指示，不再追究处理，但应通过这些案件，认真总结教训，避免重犯。泰山地委因对错案负有领导责任，受到集体警告处分。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公开进行平反，宣布善后工作的处理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事件的负面影响。至此，泰山区“肃托”错案结束。

1942年5月4日，山东分局作出《关于泰山区锄奸错误的决定》指出，“泰山区在锄奸战线上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决定对被冤杀者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对被冤捕者一律无罪释放”。但这个决定仍错误地保留了对刁芙萃、李耐夫、李雪峰、王墨林等人的怀疑。由于多种原因，其遗留问题，几次处理都不够彻底。直到1985年6月18日，中共山东省委以普发（85）9号文件的形式批转了泰安地委《关于泰山区“肃托”案件遗留问题复查处理意见的报告》，认为泰山区“肃托”案件是一起重大冤假错案，这一假案才得到平反。

?

“肃托”错案发生的原因及其深刻教训

?

泰山区“肃托”错案，从1940年秋开始，到1942年3月被制止，期间先后制造了大小错案15起，逮捕泰山区境内党员、干部多人，240余人被错杀。被杀者有的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更多的是满怀革命激情，投身抗战事业，对党忠心耿耿，而且富有才华的热血青年。其中大部分是党员、干部中的骨干力量。群众对在大敌当前之时，党内发生如此惨痛的事件深表不理解。各阶层抗日力量大都因此而对中共党组织产生了戒备之心。许多在抗战初期对党表示同情和支持的地方士绅和社会名流，也都逐渐与中共党组织疏远了。党的凝聚力遭到极大削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呈现了混乱无序的局面。不仅如此，由于案件严重混淆了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和敌我问题的界限，甚至颠倒是非，酷刑逼供，导致党政军机关内部的大多数同志，有了临深履薄、恐惧自危之感。地委宣传部一名干事，在发现自己的笔记漏了一个关键性的字后，竟长期惴惴不安，以致离职返家。莱芜县公安局的两位同志，由于对“肃托”案件有不同看法而愤然离去。许多参加抗日活动的青壮年，在“肃托”案件的影响下，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以致日渐消沉、迷茫，最终脱离了抗战队伍。在这之前，一大批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远离城市投奔党参加抗战，从1940年秋季以后，这一现象戛然而止。“肃托”起到了敌人无法起到的破坏作用，加剧了抗战形势的恶化。“肃托”这个错案给党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泰山区“肃托”错案是发生在中共中央纠正了湖西边区“肃托”错案一年之后，而且持续时间长达一年半之久。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究其缘由，客观上是由于当时全党对中国托派问题缺乏具体研究，许多同志不知“托匪”为何物，容易受康生的影响；还由于战争环境，了解情况、矫正错误受到上下之间联系困难的限制。而在泰山地区，主观上还有以下四个原因值得总结：

一是泰山区除奸工作没有切实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负责这一工作的同志，凌驾于党委之上，处处擅自行动；捕人、杀人的大事，往往由社会部个别负责人擅自作主；而党委的其他成员又不能勇敢坚定地坚持正确意见，结果破坏了集中领导原则，致使错误延续了18个月，造成巨大损失。莱芜许多同志被捕，县委和地委都不知道。1940年9月，在莱北老牛头河杀了十几人，10月初，在反“扫荡”途中也杀了几人，都是负责这一工作的人临时决定的。1942年初，涉案苗山区区长在押解途中逃脱后，给地委社会部写信，申述自己不是托派，恳求谅解。在这种情况下，本应认真研究，予以妥善处理，但负责这一工作的同志，认为是“托匪”在耍花招，遂派人将该同志再次密捕并处死。这种肆无忌惮、草菅人命的恶劣行为，是党的政策所不能容许的。

二是泰山区除奸工作主要负责人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思想品德问题。这些人不学习、不调查、不研究，对形势进行错误的估计，认为奸细的力量大得很，成群结队地在共产党内活动。这种恐惧心理，使他们满眼里都是敌人，甚至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按照他们所规定的种种表现，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被列入“托匪”之列。工作消极，被视为有意破坏；工作积极，又可能被视为“长期埋伏，骗取信任”。总之，是不是“托匪”，全以个别人的意志来定。工作粗枝大叶，对案情不作认真切实的侦查，用感想代替政策，疑神疑鬼，甚至根本伪造。新甫县汶南区云凤乡的王大脚案，就是从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臆断成托案的。他们把男女双方逮捕起来，通过酷刑逼取口供，牵连逮捕了一大批人。区党委负责同志指出，泰山区“肃托”错案，暴露了某些人的恶劣品质。锄奸工作是关系根据地安危的关键岗位，只有把党性强、守纪律、爱护同志、尊重事实，并且具有丰富知识的好同志放在这样的岗位上，才能做好这项工作。而当时泰山区的锄奸部门中，不但出现了陈佃文、李友恩那样不惜以伪证害人的罪犯，而且许多负责干部的行为也表明他们党性甚差、不守纪律，而且无知之极。这是导致泰山区“肃托”发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锄奸工作部门过分强调自己工作的特殊性，造成了神秘化、特殊化倾向，背离了群众路线的原则。办案中以他们主观臆测代替客观事实，以致筑成错案，且不断发展。

四是定罪不靠事实，只靠“口供”，尤其是靠刑讯或骗诱所得的“口供”。泰山区在“肃托”中普遍施用酷刑、指事问供、指人诱供，导致不断增加事态的混乱程度，造成了愈来愈大的损失。

总之，泰山区“肃托”错案极大地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削弱了泰山区抗日力量，恶化了泰山区的抗战形势。教训是极其沉痛而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