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拉开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莱芜各级党组织遵照中央、省委关于开展抗战的指示，一方面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同时组织抗日力量，发动武装起义。相继举行了莲花山、金蚕山、大英章、黄庄等抗日武装起义，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莱芜成为山东抗战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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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七事变后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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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寻衅，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北平宛平县城查找。日军的无理要求遭到中方拒绝。当交涉还在进行时，日军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并炮轰宛平县城。中国驻军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国抗战的开始。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迅速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7月底，日军攻占北平和天津。接着，以30万兵力分三路在华北地区展开战略进攻。8月13日，日军又把战火烧到上海，并制定了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此时，全国各界要求国共合作抗战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中央顾全大局，把以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提出以此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可是，国民党当局仍幻想日本的侵略会适可而止。8月13日，日军侵占上海并制定了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给国民党当局以致命的打击。此时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不得不改弦更张，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实行抗日。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一二○、一二九3个师。之后，又将活动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个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在共产党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形成了，但是国共两党在抗战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国民党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在抗日战争中迅速发展起来，企图依靠英、美的支持，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以便把抗战胜利纳为私利。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则主张彻底发动群众，实行全民总动员的全面抗战。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抗战路线，是阶级矛盾在统一战线中的表现，是国共两党长期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向全国人民阐明共产党的主张，揭露了片面抗战的危险性。8月23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下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9月25日，毛泽东又指出：“整个华北工作，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3页）。这些行动纲领，为全党、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并奠定了政策基础。

10月初，沿津浦铁路南犯的日军第十师团侵入山东，3日，占领德州，继而占领恩县、平原、陵县等县。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率部在鲁北地区稍作抵抗后，旋即命令部队及地方官员撤往黄河以南，并炸毁济南洛口铁路大桥，与敌隔河对峙。相持时间达一个月之久。11月5日，日军向山东再度大举进犯。韩复榘为保存实力，再次命令黄河以北的部队和地方官员向黄河以南撤退，鲁北地区遂沦入敌手。12月23日，日军分兵两路渡过黄河，大举南犯、东侵。日军刚过黄河，韩复榘即率第三集团军和省政府，经泰安、济宁向鲁西南和豫东撤逃。27日，日军轻松占领济南，并很快占领山东的大部分地区。

在日军大举进犯，国民党军纷纷溃逃之际，中共山东党组织毅然担负起了领导山东人民抗战的重任。根据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北方局的指示，山东省委决定加快恢复、发展山东各地党组织，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广泛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结合山东的实际情况，山东省委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十大纲领：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迅速行动起来，积极参加组织抗日武装；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时机应选择在韩复榘部溃逃、日军尚未到达或立足未稳之时；起义部队可采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或“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名义，号召广大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参加；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收容溃散的国民党官兵参加起义；用“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口号，筹集抗日经费和枪支弹药；部队成立后，要积极打击敌人，提高部队的威信；在部队中，必须建立政治工作、党的组织，保证党的领导；实行政治动员，募集给养，没收汉奸财产充实抗日经费；严格部队纪律，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秋毫无犯；部队必须帮助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同时，省委研究制定了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决定按东西南北中将山东划分为十多个地区，在冀鲁边、鲁西北、胶东、鲁中、泰西、鲁东、鲁东南、鲁西南等地建立10个军或10个支队。并派洪涛、廖容标、韩明柱、赵杰、程绪润、周凯东、郭盛云、廖云山8名红军干部分别到鲁西北、冀鲁边、鲁中、鲁东地区，作为领导起义的军事骨干。

1937年12月25日早晨，两架日军飞机对莱芜的辛里村、颜庄村进行了疯狂轰炸，炸死村民10人，炸伤2人，炸毁房屋27间，树木150多株及大量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日军的铁蹄从此开始踏入莱芜境内。1938年1月1日，日军侵占莱城。入侵的日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给莱芜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韩复榘等国民党部队的不战而逃，更加剧了群众对日军的恐惧心理。这时，莱芜县县长刘声瀛弃职，随国民党溃军逃走，各区区长隐蔽起来，县区武装随之瓦解，社会治安无人过问。莱芜社会出现了空前的混乱局面。

各地地主、富农，为了保家护院，把道会门当保护伞，纷纷加入。于是，在七七事变以后的两个月内，辛庄、铁车一带出现了“中央道”，鲁西一带出现了“硬拳道”，水北、大下、张里一带出现了“黄旗会”，辛庄、中荣、陈村等地出现了“红旗会”，仪封、雪野等地出现了“黑旗会”。

这段时间，“恐日病”、“亡国论”大为泛滥。官僚豪绅认为日本不可战胜，中国灭亡已成定局，遂打点衣物，囊括钱财，准备南逃。大多数尚有民族意识的富裕之户，虽未随波逐流，但苦闷、彷徨，不知所措。一些开明士绅名流，虽对时局忧心忡忡，到处寻求抗日救国的出路，但也深感前途渺茫。唯有那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和小学教师，对抗战还有一定的信心。因为这些人有条件看到一些报刊、杂志，有机会接触一些对时局颇有见地的志士仁人，有能力对“华北事变”、“何梅协定”，以及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重大事件和纲领性文件进行分析研究。这些人对谁是丧权辱国者，谁是力主抗战者，已经看清，并且已经确认了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真正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是，他们的力量有限，他们除了在全国各地越来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的影响下，主动进行一些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在有限的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唤起民心以外，也是别无办法、没有主张。

在这国难当头，各阶层人民无所适从的情况下，中共莱芜县委挑起了领导全县人民抗战的重担，积极组织开展了各种抗日活动。首先是联络失掉关系的党员，恢复党组织，发展新党员。在党组织的努力下，刘(伯戈)周(茂森)叛变后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均获释放；在外地隐蔽的党员陆续返回本县；在北平、天津上学的学生，以及在外地教学的中、小学教员，也相继回到家乡。他们回来以后，或努力扩建共产党的组织；或奔走在上层社会，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或组织抗日武装，准备开展游击战争，为推动莱芜抗战形势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7年9月，莱芜县委和山东省委取得了联系，进一步了解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现状和全国、全省抗战的形势，领会了省委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十大纲领及其具体部署。并且得知省委决定在泰安县的徂徕山直接发动抗日武装起义。从此，莱芜的抗日救亡工作，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出现了新的局面。一个以党员为骨干，组织发动人员、枪支，积极准备抗日武装起义的活动，秘密而又广泛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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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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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山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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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山东省委派巡视员孙汉卿到泰（安）、莱（芜）、新（泰）宣传抗日，指导党的工作，并建立了中共鲁中工委。同月，省委又派刘居英到莱芜，重组县委，由秦云川任书记，黄仲华任组织部长，李如瞻任宣传部长，为发动武装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

刘居英，吉林省长春市人，1917年出生，北京大学肄业，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历任中共鲁西特派员，中共东北特委组织委员，山东抗日游击队四支队一团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社会部部长，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兼公安厅厅长，长春市市长兼卫戍司令部政委，吉林省政府秘书长，东北民主联军吉黑支队政委，东满军区兵站司令员，中央军委铁道部哈尔滨、沈阳铁路局局长，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建国后，历任中长铁路管理局局长，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主任，铁道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曾获二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北方局派他到山东辗转到莱芜发动武装起义。

1937年10月初，县委在时方下河滩召开了县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秦云川、黄仲华、刘夏峰、刘木易、刘舜卿等。会上，刘居英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救国斗争，共产党员要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根据这一指示，会议研究了建立抗日武装及做好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等问题。并决定立即组织抗日武装起义。起义实行全面发动、分工负责、分点组织力量的方针，并要求共产党员起骨干带头作用。会议还决定以降寇（祥沟）、朱胡同峪、鹁鸽楼、鲁西、三官庙、柳行沟、刘封邱、口镇、莱城、红埠岭、坡草洼等村为基点，以党员为主迅速全面开展工作。

方下河会议以后，县委成员深入各村向党员传达县委指示。南北两个区委，也都采取措施，及时贯彻了县委会议精神。不久，各地共产党员便深入到贫农、雇农、小学教员等不同群体之中，反复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号召“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人出人”，组织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共产党员毕指南，素以智谋过人而受群众信赖。他审时度势，一面开展救亡宣传，一面给在外地隐蔽的党员一一发信，催促他们立即回家乡参加党的工作。黄仲华、刘夏峰，除深入各村进行宣传外，还往返于南北区委和县委之间，及时传达县委指示。刘舜卿以小学教员身份，在王家楼、高家洼、安台子一带，做了大量宣传发动工作。

1937年9月初，刘仲莹（时任鲁西北特委书记）因患肝病，从鲁西北回本村治疗。他带来了揭露日军在华北犯下滔天罪行的报纸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小册子。回家的当天晚上，他就把鹁鸽楼村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学习。又和南区区委取得联系，并出谋献策，协助南区区委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平型关大捷”胜利的消息传来，刘仲莹欣喜若狂，奔走呼号。他在本村选了一堵朝村外的高墙，把几张纸接起来，写下了“热烈庆贺平型关大捷伟大胜利”的大字标语。后又到城西十里铺村，请来上海美专毕业的亓传贤，在村里画了漫画办了宣传栏，揭露日军烧房屋、屠杀中国人和强奸妇女等罪行，这一形象化的宣传，在群众中起了极大的鼓动作用。

10月中旬以后，莱芜隐蔽在外地的党员和平津流亡学生中的民先队员相继回到家乡。他们及时与县委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救亡工作。党员王其人，在山西绛县接到毕指南的信后，立即动身返回，直接到毕指南家，接受了县委分配的任务。从邹平回来的原县委委员孙启明，因在1930年前后曾任县农民协会干事长，在全县颇有声望，回县后救亡工作开展得非常得力。从北平回来的大学生、民先队员亓象岑、亓善青等人，以家庭的亲戚关系和大学生的身份，同莱芜的大部分士绅名流、中小学校长进行了广泛接触，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不少人为了对时局寻个明白，便经常找到他们家里请教。经过他们一番宣传教育，这些慕名来访者，大都由闷闷不乐进门，变成了高高兴兴离去。

在县委领导下，经过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省委关于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指示，逐渐深入人心，广大群众抗日热情进一步提高，一些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武装。许小洼青年杨桂芳，家庭生活优裕，并且是兼祧两支的杨门独子。他不沉溺于父母之爱，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花40块大洋买了一支马枪，又从亲戚家借来一支六轮手枪，参加了党的抗日武装。柳行沟村18岁的姑娘孙子秀，决意女扮男装参加武装起义，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其精神令人感动、催人奋进，许多青年在她的精神鼓舞下投身到了抗战洪流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县委见时机日渐成熟，便在降寇、朱胡同峪、鹁鸽楼等地设点，以党员为骨干，开始秘密地组织游击小组。到12月初，游击小组已有100多人参加，为便于行动，县委将各小组划分成了10余队。大多数小组成立时均进行了宣誓和基本的军事训练。12月下旬，日军占领济南、张店后，炮声已隐约可闻，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游击队伍抓紧分分秒秒进行演习，队伍晚上集合，夜间急训，为即将到来的残酷斗争作充分的准备。

游击队伍虽然组织起来了，但面临着枪支不足的问题。莱芜历史上经常闹土匪，地主、富农为了看家护院，多数拥有枪支弹药。根据这一实际，县委采取四条措施解决了枪支不足的问题：一是发动开明的地主、富农献枪；二是号召参加起义的人员自己带枪；三是向存枪户借枪；四是有枪不肯出借的户，就发动其子女设法把枪偷出来。这些办法使游击队伍很快筹集到了近百支枪。

1937年12月底，刘居英向省委汇报了莱芜的抗日武装准备情况。省委指示，莱芜的抗日武装，要于日军占领莱城的当天，在莲花山举行起义。为增强起义的力量，省委派程绪润、陆干等8名红军干部到莱芜工作。

由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侵略军长驱南下。1937年12月27日，日军侵占济南，1938年1月1日占领莱城。莱芜县委立即下达莲花山起义预告令，要求各地参加武装起义的人员，于1月2日到李条庄集合。由于联络不好，这天只集合了40余人，30多支枪。县委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于1月3日夜间，在莲花山田家林村集合。届时共到了60余人，带了50多支枪。当夜，起义人员在村民家的场院里坐了一宿，没有一人进村打搅老百姓。

天亮以后，从村里走出几位老年人，看见战士们就作揖致礼，嘴里还念念有词，显然是把起义部队当成了土匪。部队负责人向老人们讲明了部队是共产党的队伍，是组织起来抵抗日本侵略，保护老百姓的，为了不麻烦村民们，才在场院里过了一夜。老人们一听都感动得哭了。他们连忙通知各家各户，把战士们接到家里，烧水、做饭热情招待。

起义部队在田家林驻扎了两天。两天中，部队在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动员群众起来抗日的同时，进行了军事训练。由于起义部队纪律严明、爱民如子，给田家林村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村民们到处宣传说，八路军来了一个师，这就攻打莱城。日军听说后，吓得增哨加岗不敢出城。

两天后，部队去了刘家林。1938年1月6日，与泰安、新泰的起义部队，会师于徂徕山光华寺，参加了徂徕山起义部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三中队。程绪润担任中队长，刘居英担任指导员，秦云川任党支部书记兼文书。中队下设3个排，一排长是亓宝仁，二排长是刘夏峰，三排长是黄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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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蚕寺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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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山东省委为组织开展抗日武装起义，派遣地下党员周美瑶（大王庄镇焉家庄人）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在香山一带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其活动联络中心设在金蚕寺。周美瑶到省委汇报工作时结识了在泰安三中学习的青年学生刘文举，便动员刘文举离校参加了抗日武装。而后，他们在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中广泛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积极发动和组织抗日活动，并适时组织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

同一时期，济南乡师学生周铁生（山东济阳人）、马达卫（又名马保田，寨里水北村人），先后从延安返回山东，受省委指派到莱芜香山一带开展工作、建立武装组织。两人与周美瑶联系之后，共同领导了香山一带的抗日斗争。他们利用亲属、朋友、同学关系，先后动员了边丰甲、边振孟、边一峰、边振奎、边贤培、边振辰（以上均为边王许村人）、杨涛（杨庄人）、燕林翟（女，燕家庄人）、李西珍（太平街人）等20多名有志之士参加革命。他们多方筹措枪支弹药，借用了边王许村的一支猎枪，边丰甲花90元钱买了一支日本式三八大盖枪，边一峰花39元钱买了一支章丘制造七九式步枪、一把大刀和一颗手榴弹。大家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先后筹集到20多支（门）钢枪、土炮，为发动起义提供了必要的武器装备。

1938年1月2日，马达卫、周铁生、刘文举、边丰甲、杨涛、李斌等带着20多名人员和一些枪支来到金蚕寺举行起义，成立了香山抗日游击队。部队为站稳脚跟，利用各种关系开展统战工作，先后跟止凤村村长李增传、照嘴村村长景如槐取得联系，并结成友好。还动员止凤、陡崖、卞庄等村师生10余人参加部队，队伍很快发展到60多人。

为进一步壮大力量，根据上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指示精神，马达卫等人打算争取当地景兆岭组织的保安队加入革命队伍。景兆岭是水北村人，他依靠地主封建势力，成为水北一带的保安队长。他手下有团丁20多名、枪20多支，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地方武装。

马达卫向景兆岭讲述了日寇侵入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事实和爱国青年不能做亡国奴、要保家卫国的道理后，景兆岭对马达卫的抗日主张表示赞同。马达卫把同景兆岭交谈的情况向主要起义人员汇报之后，大家都认为景兆岭有争取的必要。于是，马达卫动员景兆岭带着人与武器，进驻了金蚕寺以北的马场村。经双方协商，通过上级批准，将组织名称对内定为香山抗日游击队，对外称抗日保家自卫团。景兆岭任队长，边丰甲任副队长，马达卫任指导员。

1938年1月上旬，游击队在金蚕寺召开大会。会上，马达卫宣讲了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意义、任务、要求等，集体学习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统一了与会人员的思想认识。几天后，游击队在西上崮截获了国民党韩复榘部散兵一个班的武装，获得大盖枪9支、机枪1挺、匣枪2支、子弹100余发、手榴弹3颗，充实了队伍的实力。

正当游击队蓬勃发展之时，队长景兆岭看到原香山游击队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不懂军事，而他带的都是老兵，便想将所收缴散兵的武装据为己有。此时，他又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挑拨，想乘机叛变。一天，景兆岭趁马达卫、周美瑶到省委汇报工作之机，来到金蚕寺说：“机枪有毛病，不能用，需要修理，其它枪支可拿到山后去保存”。经过一番争执，除留下一支大盖枪站岗用外，景兆岭率部将其余枪支拿走。下午，即从山上向金蚕寺开了枪。至此，景兆岭公开叛变。

景兆岭叛变后，为保存抗日力量，游击队研究决定：第一，起义人员及枪支暂时隐蔽，分头宣传抗日，发展抗日力量；第二，声讨景兆岭叛变抗日游击队的罪行；第三，尽可能地募集枪支弹药；第四，去徂徕山一带找省委汇报情况，请求派军事干部前来指导。

为尽快与省委取得联系，马达卫与杨涛骑脚踏车先是到南山打探徂徕山游击队的消息，未果而返。不久，马达卫又到莱新边界探听徂徕山游击队的情况，在塔子村见到了景晓村（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洪涛（时任四支队司令员）等人。马达卫将游击队的情况作了汇报，并请上级派军事干部和部队到寨里水北一带开展活动。洪涛在分析时局后对马达卫讲：“我们的力量还是尽快集中起来好，你们应把人和枪集中到塔子村来。”马达卫欣然领命，当天下午便返回香山，将省委的指示向杨涛、刘文举、李斌、边丰甲等人进行了传达。大家一致表示同意省委的决定，遂将队伍集中起来开赴塔子村。

1938年2月15日晚，香山抗日游击队40余人枪赶到塔子村参加了四支队，被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四中队二排，马达卫任二排政治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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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章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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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原东北义勇军某支队副司令徐杰三（苗山镇石湾村人）所部失利后回到老家莱芜，在苗山、常庄一带发动抗日武装。1938年春节后，在地方士绅王精一帮助下，组织起一支由40人参加的抗日游击队，队员主要是国民党县政府逃跑后解散了的区中队员。后因秦启荣组织县政府，准备恢复区中队，游击队中多数人又回到区中队，游击队只剩下10余人。

与此同时，在惠民乡师任教的进步知识分子张寿民也回到家乡。在党的影响下，张寿民同张俊涛、张信智、张加祥、张旭元等人在本村组成了一只有40多人枪的游击队。为壮大抗日队伍，互相取长补短，张寿民根据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徐三杰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商谈了两支游击队合编的问题。在与徐杰三达成共识后，两人将队伍在大英章村的天主教堂进行合编，宣布武装起义，并决定参加共产党领导的起义部队。

1938年3月，他们在红埠岭村参加四支队，被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十中队，共60余人枪。中队长是徐杰三，指导员是张寿民，秘书是夏骏青。中队下设三个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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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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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庄在抗战时期属于蒙阴县第七区，该区联庄会（民众自发武装）总会长为革命志士桑洪文。1937年4月，在桑洪文的领导下，联庄会打退了国民党的强收民枪、弹药队，保住民枪数百支，子弹数万发，成为蒙阴县内枪弹较集中的地区。七七事变后，山东省委注意到黄庄枪弹充实的有利条件，决定在此组织武装起义。1938年3月初，山东省委派边裕鲲到黄庄小上峪村，向有革命倾向的桑洪文、刘子升（晚清秀才）、房连三（原蒙阴七区区长）、杨荆石（教育界知名人士）等宣传抗日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共产党全面抗战的主张，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动员，在其革命思想日趋成熟后，开始着手准备武装起义。经过分头联系和发动，1938年3月12日，来自莱芜、蒙阴、新泰三个县的179人携枪97支，在黄庄村小学集会起义。边裕鲲宣布成立黄庄抗日救国武装起义军事委员会，边裕鲲任主任，刘子升、方连三任副主任，徐勤学任组织委员，桑洪文任宣传委员，刘乾、李兆利任军事委员。起义后，部队到达莱城，与徂徕山武装起义队伍汇合，被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十二中队，吴光美任中队长，董琰任指导员。

黄庄武装起义后，山东省委派专人到延安，向中央作了汇报。1938年5月，中央派苏杰带5人工作组到黄庄，帮助地方发展党员，宣传抗日，使一批又一批的有志青年汇入到抗战大潮中。

在山东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县委的得力发动下，莱芜抓住历史先机，乘日军立足未稳、国民党军溃退之时，在八路军主力部队未到来之前，不等不靠，审时度势，举起抗日义旗，成功地举行了莲花山、金蚕寺、大英章、黄庄等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莱芜人民奋起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大历史壮举。它标志着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共莱芜县委毅然决然地担负起了领导全县人民抗日的重任。参加起义的人员，除了农民、青年学生、中小学教员外，还有许多地主、富农子弟。同时，不少的开明士绅和社会名流，也都自愿捐献了枪支和抗战经费。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共产党是领导人民抗战的核心力量。

抗日武装起义的意义不仅仅是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力量，更重要的是它深刻表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是充分表达各阶层人民意志的，“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莱芜抗日武装起义的成功，使共产党八路军成了全县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人民的信赖，为共产党进一步开展抗日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有力地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以正统为幌子所进行的欺骗宣传。莱芜人民，特别是一些士绅名流、道会门，通过把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行为，与国民党顽固派专门祸害人民的行径进行鲜明的对比，对秦启荣顽固势力更加深恶痛绝，对共产党更加信赖，从而奠定了莱芜成为鲁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心的基础。